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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2022-09-30 王学斌 撰文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提起长江,不禁会联想到其横绝南北且贯通东西,奔涌磅礴又灵动清秀,博纳众流而内涵丰厚,实在是因包罗万象,故有容乃大。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奉节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全长193公里,横贯大巴山、五里坡、阴条岭、神农架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视觉中国 供图)

《释名》有言:“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作为亚洲第一大河,长江滋养了无数中华儿女,所经之处,自然地理缤纷多彩,文化意蕴各具特色。若想系统理解民族符号和文明象征意义上的长江,或须从空间的跨度、时间的维度与内涵的深度予以考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绵延万里,终汇入滔滔东海。自西至东,长江依地段之别可分为上、中、下三游,亦孕育了巴蜀、荆楚、吴越三种文化类型。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长江源头的楚玛尔河。楚玛尔河,藏语意为“红水河”,蒙古语称“那木齐图乌兰木伦”,意为“红叶子江”,是长江的北源。(视觉中国 供图)

在青海省长江源沱沱河畔的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树立着一座形如巨龙的长江流向雕塑。(杨博 摄影)

都江堰修建于秦代,连续使用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发挥引水灌溉、防洪排沙、水运、城市供水等综合效用。它所灌溉的成都平原是著名的“天府之国”。图为远处的雪山与世界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灌县古城相映如画。(中新社发 陈先林 摄影)

湖北省江汉平原腹地的京山市钱场镇,秋天的稻田如画般美丽。(视觉中国 供图)

巴蜀文化发祥甚早,近年来深受关注的三星堆遗址即是明证。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古巴蜀向来颇为神秘。传说中的古国蚕丛、鱼凫与化为杜鹃的望帝,为后世积攒下累累不绝的记忆。战国时李冰父子“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造就“天府之国”的同时,都江堰也在水利科技史上留下久久相传的议题。降至三国,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此地文化蒸蒸日上。更堪特书一笔的,乃巴蜀文学。唐代诗人魏颢曾道:“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杨雄,纵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再加上北宋眉山苏氏三父子,巴蜀文学名家璨若星河,独具特色。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三星堆镇的鸭子河畔,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三星堆遗址证明了长江流域在上古时期与黄河流域一样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器文明。图为三星堆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面具。(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影)

马王堆汉墓为西汉时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利苍妻子辛追及其子利豨或兄弟的三座墓葬。1971年至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对马王堆墓葬进行发掘,出土了大批极具价值的文物。图为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利豨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视觉中国 供图)

曾国是周朝时期位于湖北境内汉水和长江流域的姬姓诸侯国之一。曾国的建立属于西周王朝经营南方大策略的重要部分,实现了周王朝对江汉地区的有效控制。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东团坡发现了战国早期曾国君主曾侯乙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珍贵文物,总数多达15404件,其中有8件被定为国宝。图为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视觉中国 供图)

海昏侯墓是西汉第九位皇帝汉废帝刘贺(原为昌邑王,最终封为海昏侯)的陵墓,总面积约4.6万平方米。海昏侯墓是已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祭祀体系最完备的西汉列侯墓园,也是长江以南已发现的唯一的真车马陪葬坑。图为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视觉中国 供图)

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门武侯祠大街,由武侯祠、汉昭烈庙及惠陵组成,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1961年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视觉中国 供图)

顺江而下,便是广袤荆楚。《史记》有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荆楚水泽众多,暮霭沉沉,造就了其浪漫瑰玮之文学风格,屈原之《离骚》《天问》即个中佳构。与此同时,荆楚之人崇尚自然,行文汪洋恣肆。汉代之后,伴随区域间文化交融的密切,荆楚文化愈发多彩。西汉刘安聚合群智,撰写了经典《淮南子》,马王堆、海昏侯两座汉墓展现了彼时高度的科技文艺水准。其后千余年间,陶渊明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慧远将庐山升为净土宗之重镇,孟浩然乃山水田园诗之代表,欧阳修、晏殊、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杨万里、姜夔更是塑造了两宋江西文化之盛况。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成为历代才俊登临吟咏之处,荆楚人杰地灵、实不为过。

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之上,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中唐始称“岳阳楼”。岳阳楼因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而闻名,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出此中。(视觉中国 供图)

大江大河,终归大海,综汇之地,即为吴越。“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本已接壤的两个诸侯国,便在漫长的相争相斗中共同奠定了吴越文化的最初底色。三国两晋南北朝之际,吴越文化迎来第一次高潮。四百多载的浮沉积淀,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篇,刘义庆编纂了《世说新语》,王羲之留下了《兰亭集序》。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之南移,遂引发了文化重心之南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流播所及,吴越贤哲从中喷薄而出。张旭、范仲淹、刘基、唐寅、徐渭、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章炳麟、蔡元培、鲁迅……代有才人,数不胜数。

长江“汇聚千流,接纳百川”,沿岸儿女“共饮长江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文化系统。同时它又与黄河文化一道构筑了南北二元耦合的交融态势。二者看似南北相隔,实则分中有合,因势而变,因时而异,共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长江文化的宏阔气象,离不开数千年的厚重积淀。大致而言,长江文化的断代,可划作孕育奠定期、勃兴繁盛期与转型重塑期。

自远古人猿揖别起,长江文化渐露曙光。数千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明应运而生。接续而起,苗蛮集团与北方华夏、东夷三足并峙,于交锋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与两大中华文明起源带的融合。两周之际的因缘变动,终致在长江文化母胎中分娩出巴蜀、荆楚和吴越三大文化圈。至秦汉时,“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南北区域的一体化使得长江文化于不断交流中取长补短,奠定了其规模和内核。

经过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宋室南迁三次或长或短的历史大变迁,政局的急遽动荡迫使广大北方人民过江而来,经济重心的逐渐转移也造就了中原文明的“衣冠南渡”。倘若两晋之际的“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仅是序曲而已,那中唐之后的文化资源则持续集聚于南方,确立了长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后来明清两代长江文化臻于繁盛,更是大势所趋。

河姆渡遗址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河姆渡遗址的文物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是我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中新社发 徐文东 摄影)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重要的原始文化。图为良渚文化博物馆展出良渚文化遗址发掘的文物。(中新社发 徐瑞康 摄影)

北宋苏轼谪居黄州时留下了《赤壁赋》等千古名篇。图为位于湖北黄冈的东坡赤壁。(视觉中国 供图)

步入近代,陷于衰世境地的传统文化少有活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长江文化承担起再建中华文化的艰难重任。自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曾国藩、李鸿章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兴洋务,中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秉持“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而发起戊戌维新,再由孙中山、章炳麟、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奋斗下,长江文化在百年急遽转型中脱胎换骨,构筑起新的体系。当今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而行,其前景广阔明朗。

“长江后浪推前浪”,文化就在这永不停歇的时光流动中日积月累、推陈出新,迭代递嬗、蔚为大观。

综上可知,长江文化是指以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优势,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高度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即此流域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它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长江文化凝聚成了具有普遍性、持久性的精神内涵——创新、进取和开放。

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整体平面呈警钟形,与孙中山“唤起民众”的政治遗嘱相契合。1961年,中山陵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视觉中国 供图)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甲午战争后清朝向日本订购的炮舰。历经护法运动、陈炯明叛变、中山舰事件等著名历史事件,1938年在武汉抗战中被日军轰炸机炸沉。由于该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意义,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组织将中山舰整体打捞出水修复,并移入博物馆保存。图为武汉中山舰博物馆。(中新社发 楚天行 摄影)

汉阳兵工厂的前身是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武器工厂,也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经过百年变迁,汉阳兵工厂已发展为长安汽车、嘉陵集团、重庆钢铁等多家企业。(视觉中国 供图)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成立于上海,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最早成立的近代化工厂之一,也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并且附设翻译馆和工艺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中新社 供图)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远古到当今,长江文化由萌发、拓展到成熟、重生,无时无刻都葆有着旺盛的创新活力,这一特质历久弥新。

“长江万里东注,晓吹卷惊涛。”创新活力的保持,源自内生的进取精神。无论是古时巴蜀北抗陇秦、荆楚问鼎中原、勾践卧薪尝胆,抑或近代以来江南的洋务探索、武昌的辛亥首义、沪浙的建党伟业,都说明长江文化始终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浪尖。

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兴业路76、78号的中共一大会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举行。(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影)

1921年7月30日晚,因突遭上海法租界巡捕搜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暂停。8月3日上午,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等人,从上海转移至嘉兴,在南湖的这艘游船上继续大会的议程。图为浙江嘉兴南湖上的红船。(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影)

长江三峡段在上千年的历史里船只为通过三峡险滩,需要纤夫拉纤。随着时代变迁,纤夫已经消失,但纤夫这种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代代传承。图为湖北省巴东县在长江边树立的纤夫雕塑。(视觉中国 供图)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创新不息,进取不竭,有赖于开放的禀赋兼收并蓄、吐故纳新。昔荆楚“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其后与北方文化日益交融,唐宋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皆出于大江之南”,明清时“今之东南乃过于昔之中原,又岂可一概论哉!”近代以降长江文化融古今中西于一炉,海派文化、湖湘文化异军突起,丰富了其类型与内涵。

武汉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规划始于1910年,因战乱而搁置。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9月动工建造,1957年10月正式通车。(中新社发 赵广亮 摄影)

建成于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特大型公路铁路两用桥梁。南京长江大桥的成功建设,是中国桥梁建设的里程碑。(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影)

长江经济带是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图为绚丽晚霞映照黄浦江。(视觉中国 供图)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文化之强弱关乎民族之荣辱,国运之兴衰。坚决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从而擦亮民族的“符号”,凸显文明的“象征”,长江文化才能以其独特而磅礴的力量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李琳 编辑 潘璇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