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提起长江,不禁会联想到其横绝南北且贯通东西,奔涌磅礴又灵动清秀,博纳众流而内涵丰厚,实在是因包罗万象,故有容乃大。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释名》有言:“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作为亚洲第一大河,长江滋养了无数中华儿女,所经之处,自然地理缤纷多彩,文化意蕴各具特色。若想系统理解民族符号和文明象征意义上的长江,或须从空间的跨度、时间的维度与内涵的深度予以考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绵延万里,终汇入滔滔东海。自西至东,长江依地段之别可分为上、中、下三游,亦孕育了巴蜀、荆楚、吴越三种文化类型。
巴蜀文化发祥甚早,近年来深受关注的三星堆遗址即是明证。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古巴蜀向来颇为神秘。传说中的古国蚕丛、鱼凫与化为杜鹃的望帝,为后世积攒下累累不绝的记忆。战国时李冰父子“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造就“天府之国”的同时,都江堰也在水利科技史上留下久久相传的议题。降至三国,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此地文化蒸蒸日上。更堪特书一笔的,乃巴蜀文学。唐代诗人魏颢曾道:“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杨雄,纵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再加上北宋眉山苏氏三父子,巴蜀文学名家璨若星河,独具特色。
顺江而下,便是广袤荆楚。《史记》有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荆楚水泽众多,暮霭沉沉,造就了其浪漫瑰玮之文学风格,屈原之《离骚》《天问》即个中佳构。与此同时,荆楚之人崇尚自然,行文汪洋恣肆。汉代之后,伴随区域间文化交融的密切,荆楚文化愈发多彩。西汉刘安聚合群智,撰写了经典《淮南子》,马王堆、海昏侯两座汉墓展现了彼时高度的科技文艺水准。其后千余年间,陶渊明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慧远将庐山升为净土宗之重镇,孟浩然乃山水田园诗之代表,欧阳修、晏殊、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杨万里、姜夔更是塑造了两宋江西文化之盛况。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成为历代才俊登临吟咏之处,荆楚人杰地灵、实不为过。
大江大河,终归大海,综汇之地,即为吴越。“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本已接壤的两个诸侯国,便在漫长的相争相斗中共同奠定了吴越文化的最初底色。三国两晋南北朝之际,吴越文化迎来第一次高潮。四百多载的浮沉积淀,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篇,刘义庆编纂了《世说新语》,王羲之留下了《兰亭集序》。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之南移,遂引发了文化重心之南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流播所及,吴越贤哲从中喷薄而出。张旭、范仲淹、刘基、唐寅、徐渭、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章炳麟、蔡元培、鲁迅……代有才人,数不胜数。
长江“汇聚千流,接纳百川”,沿岸儿女“共饮长江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文化系统。同时它又与黄河文化一道构筑了南北二元耦合的交融态势。二者看似南北相隔,实则分中有合,因势而变,因时而异,共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长江文化的宏阔气象,离不开数千年的厚重积淀。大致而言,长江文化的断代,可划作孕育奠定期、勃兴繁盛期与转型重塑期。
自远古人猿揖别起,长江文化渐露曙光。数千年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明应运而生。接续而起,苗蛮集团与北方华夏、东夷三足并峙,于交锋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与两大中华文明起源带的融合。两周之际的因缘变动,终致在长江文化母胎中分娩出巴蜀、荆楚和吴越三大文化圈。至秦汉时,“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南北区域的一体化使得长江文化于不断交流中取长补短,奠定了其规模和内核。
经过魏晋南北朝、安史之乱、宋室南迁三次或长或短的历史大变迁,政局的急遽动荡迫使广大北方人民过江而来,经济重心的逐渐转移也造就了中原文明的“衣冠南渡”。倘若两晋之际的“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仅是序曲而已,那中唐之后的文化资源则持续集聚于南方,确立了长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后来明清两代长江文化臻于繁盛,更是大势所趋。
步入近代,陷于衰世境地的传统文化少有活力。“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长江文化承担起再建中华文化的艰难重任。自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曾国藩、李鸿章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兴洋务,中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秉持“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而发起戊戌维新,再由孙中山、章炳麟、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产党人的奋斗下,长江文化在百年急遽转型中脱胎换骨,构筑起新的体系。当今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而行,其前景广阔明朗。
“长江后浪推前浪”,文化就在这永不停歇的时光流动中日积月累、推陈出新,迭代递嬗、蔚为大观。
综上可知,长江文化是指以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优势,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高度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即此流域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它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长江文化凝聚成了具有普遍性、持久性的精神内涵——创新、进取和开放。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远古到当今,长江文化由萌发、拓展到成熟、重生,无时无刻都葆有着旺盛的创新活力,这一特质历久弥新。
“长江万里东注,晓吹卷惊涛。”创新活力的保持,源自内生的进取精神。无论是古时巴蜀北抗陇秦、荆楚问鼎中原、勾践卧薪尝胆,抑或近代以来江南的洋务探索、武昌的辛亥首义、沪浙的建党伟业,都说明长江文化始终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潮头浪尖。
“长江千里,烟淡水云阔。”创新不息,进取不竭,有赖于开放的禀赋兼收并蓄、吐故纳新。昔荆楚“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其后与北方文化日益交融,唐宋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皆出于大江之南”,明清时“今之东南乃过于昔之中原,又岂可一概论哉!”近代以降长江文化融古今中西于一炉,海派文化、湖湘文化异军突起,丰富了其类型与内涵。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文化之强弱关乎民族之荣辱,国运之兴衰。坚决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从而擦亮民族的“符号”,凸显文明的“象征”,长江文化才能以其独特而磅礴的力量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李琳 编辑 潘璇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