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黄河是一条孕育伟大文明的河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黄河文明以其根源性、连续性、包容性等文化特质，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和中华民族共享的根源性文化符号。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流，但黄河源头很小，流量也不大，水量仅为长江水量的1/20，尽管如此，为什么还是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为宗，地位尊崇。从历史上看，《山海经·西山经》有“河出昆仑”之说；《尚书·禹贡》第一次在古代中国版图上定位了禹河故道的地理坐标；《汉书·沟洫志》中进一步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也就是说，黄河在中国境内“七大水系”中享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文明的诞生实质上是人类第一次技术革命的结果。黄河有着世界大河中最为伟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黄河泛滥所形成的黄河两岸及华北大型冲积扇平原，正是最适合农业革命的地方，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地理基础。

在黄河流域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等众多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构成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文化形态。黄河流域在起初孕育了整个华夏文明，在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产生了“最早的中国”。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黄河流域地区有3000多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带，自然条件优越，成为许多朝代“定都”的核心地区。

同时，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许多都是在黄河流域诞生和发展完善的。代表古代先进物质文明的农耕种植技术、天文历法、数理算术等均率先在黄河流域高度发展，诞生在黄河流域的“四大发明”更是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河图洛书”文化思维的生发、周易理论体系的形成、儒家思想的发生发展等大都发生在黄河流域，其精神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品格，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性格。诞生在黄河流域的《诗经》《易经》《尚书》《春秋》《礼》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元典，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对后世影响深远。

黄河文化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是中华文明体系形成的发端和源头。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黄河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其不仅是流域文化，更是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早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夏商周王朝文明基本上是互为一体的，在“满天星斗”中，黄河文明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大一统观念。这样的“大一统”，保障了国土一统、政令一统、文化向心和民族自信。

随着以黄河文化为内核的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农业及手工业产品、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先进技术、中华元典思想和文化艺术，通过经贸活动、文化交流、政治外交不断从中原地区向四周传播并走向全球，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朝贡体系和汉字文化圈。

黄河流域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流互动的独特地理中枢，是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熔炉，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要的区域空间。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源自于以黄河流域华夏为中心的“五方之民”格局。这一格局的核心是中国乃至欧亚大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迁徙、交流与融合。由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区分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不断撞击、交流和融合，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国历史的高温区和中华文明的大熔炉。

黄河文化以兼蓄并融、博采众长的特性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展现着中华民族强大的包容性，积累传承了丰富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黄河流域的交流融合，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重要时空场景，孕育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总体格局，促成了崇尚“大一统”的社会主流意识，筑牢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文化认同，彰显出中华民族“和为贵”“求大同”的独特精神标识。

（原文于2021年1月15日刊发在《中国民族报》，内容有删减。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