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山文化探寻中华文明起源|道中华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地域性文化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贡献，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山文化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000多年至公元前3000多年之间，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弩鲁儿虎山一带，大体包括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全境、通辽市南部，辽宁省西部和河北省东北部。

目前发现了800多处红山文化遗址，以筒形器为代表的陶器，充满神秘气息的玉器，“唯玉为葬”的埋葬习俗，由祭坛、神庙、积石冢等组成的祭祀中心，以及祖先崇拜、动物崇拜表现出的原始宗教和复杂的原始宇宙观，构成了红山文化的立体形象。那么，红山文化对于我们拓展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何意义？哪些考古学发现可以证实红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其与周边其他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

记者：2000多年间，中国史学家习惯把目光聚焦于长城以南。随着在长城以北地区陆续的考古发现，引发人们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怎样的思考？

魏坚：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辽宁锦西首次收集到有关红山文化的遗物。1930 年，我国考古学家梁思永进入赤峰开展考古调查。1935 年，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实物资料。1954年，我国考古学家尹达对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的资料进行总结，正式命名“红山文化”。随着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逐渐成熟，考古工作者又在东北地区发现了一系列考古遗址。从一个又一个的遗址中，从残破的瓶瓶罐罐和毫不起眼的石器中，逐渐明晰了红山文化的基本面貌，也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上古史。目前，学界大致认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红山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以前有较大提高，出现了建筑、制陶、制玉等方面的专业化人才，而且玉器、彩陶体现出红山人不俗的审美情趣与高超的制作技艺。同时，红山文化与周邻地区的史前文化，如仰韶文化，进行了密切的交流。

记者：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通过红山文化目前的考古发现如何证实？

魏坚：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崇龙尚玉、敬天崇祖等或源于红山文化，使之成为中华礼制的重要源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辽宁喀左东山嘴大型祭祀遗址和凌源牛河梁“坛、庙、冢”等礼仪性建筑遗址的发现为标志性事件，开启了红山文化研究热潮，引发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在这个讨论中，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判断一种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对于红山文化，考古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观念发展成熟，并且有相应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是进入文明社会门槛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中华文明起源所走过的道路，是由巫及礼，再到文明产生。红山文化后期出现的“坛、庙、冢”等大型建筑是中华礼制的象征，说明红山文化已经跨入“古国”阶段，是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

记者：在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中，哪些遗迹和遗物可以体现中华礼制？

魏坚：红山文化的礼制文明主要体现在祭祀礼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时代，神权和王权已形成，体现了“祀与戎”。红山文化的祭祀礼仪在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等遗迹和相关遗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中心性埋葬和祭祀遗址，遗址群发现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标志性建筑。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的凌源市与建平县的交界处，是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遗址主山梁的中心位置，由一个单体建筑和一个多室建筑构成。庙内出土了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泥塑人物群像，皆为女性，一般与真人大小相近，有的是真人的数倍。这组遗迹的墙壁上画有彩绘，出土了猪龙等大型泥塑和陶质祭器，因此发掘者将其称为“女神庙”。牛河梁遗址群还发现了红山文化典型的埋葬方式—— “积石冢”。积石冢一般建在高度适中的岗丘顶部，一岗一冢，或一岗多冢。一个积石冢内一般有一个中心大墓，位于冢的中心部位，周围有次中心大墓、边缘墓，小墓围绕大墓，显示其间有主从关系。在冢的四周，摆放着无底的红色筒形器，是专用的祭祀器皿。中华文明中尚玉的传统源远流长，玉被赋予了道德与礼制的内涵。在红山文化中，玉器是最主要的随葬品，显示出“唯玉为葬”的特色，体现出严格的随葬规制。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其中以头部似猪，躯体为蛇的玉猪龙的形态颇为独特，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红山文化“C”形玉龙是目前最著名的一件。牛河梁遗址中心大墓随葬玉人、玉凤，这种玉器组合可能彰显红山文化晚期墓主的王者身份。而男性、女性在随葬玉器种类、佩戴方式和数量上都有所不同，显示了一定的社会规范。

记者：在史前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各个地区之间进行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交流互动。红山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如何推进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

魏坚：红山文化主要继承本地区的文化因素，同时又选择性接受周边其他文化乃至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红山文化的玉璧类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黑龙江、吉林地区史前玉璧的影响。从陶器群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流域的文化对红山文化的影响有增无减。同时，一些遗存还显示出红山文化对邻近周边地区的影响。如红山文化连涡状彩陶花纹，在红山文化分布区西侧、内蒙古中南部的庙子沟文化中有大量发现。红山文化晚期成熟发达的玉雕业，则有可能促进了东北地区同时期或较晚的文化玉雕业的发展。从更广阔的区域来看，红山文化还参与着同时代的社会交流与文化塑造。比如，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安徽凌家滩文化，发现了与红山文化玉人、玉龙、玉龟等高度相似的玉器，反映了两种文化虽然所处地域遥远，但存在着交流与吸收。无论是有形的具体物质，还是无形的社会意识，红山文化都在中华文明一体化的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从天文观来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认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三环石坛、三重方坛，寓意天圆地方，且三环石坛的外衡直径为内衡直径的两倍，说明冬至时太阳周日视运动的路径和线速度应为夏至日的两倍，这一现象与《周髀》的记述近乎一致。

在河南安阳商代的妇好墓中，发现了玉猪龙。新近公布的考古材料显示，春秋战国之际，陕西省一座诸侯国国君夫人的墓葬中，也随葬了玉猪龙。红山文化的这种物质符号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早到晚，不断地扩大、延伸着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在不同区域文化之间进行着超越我们现代人想象的交流与传承，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中的文化记忆。

（访谈专家魏坚系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专家孙丹系文物出版社编辑，对此文亦有贡献。）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