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马尔罕：此处东去是中国|道中华

不曾断绝的文化之旅

张骞历尽艰辛来到大月氏，虽然没有说服对方联合进攻匈奴，却无意间打开了中原王朝通往中亚的大门。自汉以降，这个连接东西方的通道驼铃悠扬，使者“相望于道”，商贾络绎不绝。

袁剑表示，“这标志着中国对外认知的一个范式性开始。”中亚与中国进入了一个彼此交流互动的、至今依然在向深度和广度延伸的历史过程，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种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

中国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撒马尔罕的记载。《魏书·西域传》称之为“悉万斤”，《隋书·西域记》称之为“康国”，《新唐书》称其又名萨末鞬。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在撒马尔罕设立康居都督府，归安西都护府管辖。撒马尔罕与古代中国的往来更加频繁。

唐代僧人慧超曾到访撒马尔罕，《往五天竺国传》对其有所记载。高僧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提到的“飒秣建国”即是康国，称“异方宝货多聚此国”，玄奘曾在此小住。到了元代，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记录了自己的撒马尔罕之行。

正是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成为佛教传入东方，进入中国的重要结点。《后汉书》记载，汉明帝夜梦金人，于是遣使者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不久，二位来自撒马尔罕的高僧跟着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返回洛阳，佛教自此进入中原，洛阳也从此有了白马寺。

据史料记载，康国与唐朝往来密切。唐太宗贞观年间，撒马尔罕使者来到长安，贡品中有一件“大如鹅卵，其色如金”的金桃，令大唐君臣大饱眼福。后来使者再度来访时，还带来了几株桃树苗。安史之乱以后，“金桃外交”才逐渐淡出历史。

造纸术的西传被认为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撒马尔罕则是历史的见证者。公元751年，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部队与大食军队在怛罗斯之战中失利。波斯学者比鲁尼在其著作《印度志》中记载，唐朝战俘中有不少造纸工匠。在阿拉伯人的支持下，他们在撒马尔罕建立了阿拉伯世界第一座造纸厂，把中国造纸技艺留在了中亚。大量书籍的出版直接推动了阿拉伯世界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格局。

袁剑指出，以撒马尔罕为代表的中亚地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商品物质等层面的互通有无，更进一步增进了两大区域之间的彼此认知与知识积累，为中国历史上陆地边疆上的西向交往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典范。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撒马尔罕地理位置优越。在世界交通史的起始阶段，撒马尔罕是茫茫大漠和崇山峻岭交汇之处的一片绿洲。古代商队无论是西去波斯高原和小亚细亚，还是去往东方中国，撒马尔罕都是休憩、补给和货源分销、补充的绝佳地点。进入现代社会，它的战略重要性并未削弱。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走进撒马尔罕兀鲁伯纪念馆。在一幅古丝绸之路路线图前，习近平听讲解员讲述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辗转来到费尔干纳（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历史后说，希望你们多宣传这段历史。欢迎乌兹别克斯坦朋友去中国、去西安。

近年来，中乌联合修复希瓦古城历史文化遗迹顺利完成并移交乌方，双方还联合发掘明铁佩古城遗址。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和全球葱园塔什干中心相继投入运营，成为中乌医药、植物学合作研究的重要载体。

袁剑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再一次改变中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版图，撒马尔罕也再次找回了自己在世界版图上的重要地位。上合峰会期间，《关于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吉境内段）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对于双重内陆国乌兹别克斯坦而言，中吉乌铁路使其货物绕过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扩展了交通运输网。同时，中吉乌铁路走廊将与外高加索走廊连接，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到欧洲的最短线路。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生。袁剑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撒马尔罕而言，不仅意味着亚欧文明相互交流的新开始，而且还在现代意义上促进了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互联互通，将极大改善当地深处内陆的不利地理条件，提升中亚各国及其民众的生活水平，撒马尔罕也将由此获得更大的发展契机。“中国向来主张和睦万邦，‘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正是这种古老智慧的现代呈现，它不是地缘政治角逐下的零和游戏，不是以邻为壑，不是强迫站队，而是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袁剑说，事实证明，中国强则中亚强，中亚安则中国安。繁荣和稳定构成了中国与中亚的共同期待，也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受访者简介：

袁剑，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新疆智库特聘专家，研究领域：清史、边疆思想史、边疆民族史、西北-中亚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译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著作《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等10余种，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等多项，中外文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十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