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北京元明清古都兴替见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道中华

在这套观测体系中，表杆及以表杆为基点所画之圆，就是汉字“中”所象之形。也就是说，“中”表示了辨方正位定时的方法，关乎万事根本，这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以轴线对称的“中”字型布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华先人是在一万年前发展种植农业的，对时间的测定是发展种植农业的前提，相关知识极为古老。

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发表《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指出：“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这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大都中轴线上的大道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皇帝为显示其权力的合法性，都会表现其受命于天。在规划元大都中轴线时，忽必烈将轴线北端的鼓楼命名为齐政楼，寓意他是尧舜传人，这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

齐政楼取义《尚书·尧典》关于舜帝受天命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记舜帝观天象测定了历元，获得了天命。元大都的齐政楼就在今天鼓楼的位置。

明代改建元大都，嘉靖皇帝又将天地日月四坛分置都城南北东西，其中，日坛与月坛的连接线，呈东西向与南北向的中轴线相交于太和殿广场，形成子午卯酉时空格局，彰显紫禁城治朝乃“中”之所在，意义极为深远。太和殿的“建极绥猷”匾、中和殿的“允执厥中”匾、保和殿的“皇建有极”匾，皆表示了“中”字所代表的辨方正位定时之义，直通农业文明的原点，显示出惊人的文化连续性。

这种时空格局以中国固有之文化为根基，还充分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主流文化海纳百川的高度包容性与适应性。

红山文化牛河梁圜丘、方丘与明清天坛、地坛，形制上高度一致，代表了贯通古今的天地观念及由此衍生的空间设计方法，高度诠释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

牛河梁圜丘与北京天坛，祭坛平面皆为圆形；牛河梁方丘与北京地坛，祭坛平面皆为方形。正如《周髀算经》所言“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而沟通天地、敬授民时，正是农耕时代统治者权力的来源。

《吕氏春秋》载：“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这是传说中黄帝对颛顼的教诲。大圜即天，大矩即地，能沟通天地才能为民父母。这与太和殿乾隆御笔“建极绥猷”若合符节，清晰表明了农耕时代政治权力的构架基础，五千年一以贯之。

冯时先生对红山文化方丘进行复原，发现整个方形建筑是以内方为基本模数单位，不断向外扩充。

傅熹年先生指出，元大都是以宫城御苑为一个基本模数单位，整个大城的面积由此单位积累而成。明代北京内城亦是如此，是以宫城为模数单位积累而成。

元大都平面布局在遵从《周易》《周礼》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之时，又适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俗，体现表达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

元大都南设三门、北设两门，取法《周易·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以表征天南地北，天地相合。此种门制，经明初南缩元大都北城后依然如旧，并留存于今天北京街道格局之中。

在古代星土分野中，幽燕之地与十二次之析木相配，析木之次位于东宫苍龙之尾、箕二宿，是银河穿越之处。元大都将积水潭纳入城中与太液池、金水河环绕宫城，在其东侧以中轴线与之相切，正是对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的表现，与幽燕分野之星象相合，是敬天信仰的经典体现。

元大都宫城充分利用积水潭水面这一大胆设计，不但是对银河穿越天际之效法，还与五行方位中水居北相合，是阴阳五行思想在都城营造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与蒙古民族“以畜为本、以草为根、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法则一致。

北京历史建筑与城市空间所体现的“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展现了中华文化有容乃大的开放性与适应性，这是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至今的文化根基。

受访者简介：

王军，曾任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副总编辑，现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长期致力于北京城市史、梁思成学术思想、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历史的峡口》《尧风舜雨 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