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的大美佛经汉译|道中华

在西域的“城郭诸国”中，龟兹是个大国。这里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而且“能铸冶，有铅”，相当富庶。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看，龟兹国的人口几乎比疏勒、莎车、于阗的人口多4-5倍。而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道的五个小国合起来的人口虽稍多于龟兹国，可这几国的军力加在一起还远不及龟兹一国。因此东汉明帝时期，班超率36勇士再定西域时，就认为只要平定龟兹，就可以底定整个西域大局。事实也果然如此。东汉朝廷非常重视龟兹作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代表中央政府管辖整个西域“西域长史府”的治所就设于龟兹。

随着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上，也呈现出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忙景象。不但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器物以及农田水利、牛耕、冶铁等技术相继传入西域。汉字也成为龟兹的通行文字。清朝末年，有人在拜城县东北发现了一块《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石刻。它刻于东汉桓帝永寿四年（158）。上面记载了龟兹的执政官员刘平国率六名秦人共来做列亭之事。在这一石刻上，还有一百多个汉代隶书的真迹。

简而言之，“丝绸之路”成为一条文化纽带，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古代龟兹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特色。据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就为之向往，他曾经说过，“如果人有来世的话，我愿意出生在新疆那个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汇的库车地区。”存留至今的龟兹石窟也是文化交汇的绝佳见证。龟兹石窟始建于公元3世纪（早于著名的敦煌莫高窟200余年），止于公元12世纪。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石窟群有：库木吐拉、森木塞姆、玛札伯哈、克孜尔等。这些石窟不仅仅描绘了佛教教义的画面，而且还记录了古龟兹人狩猎、农耕、畜牧等生活场景。在其表现风格上也汲取了中原绘画特点。其中库木吐拉石窟的汉地风格最为典型。库木吐拉早期洞窟壁画与克孜尔石窟相近，但在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和敦煌唐代壁画相同的风格，考古学家称之为汉风窟，它在库木吐拉石窟中占的比重很大。

有人考证，龟兹国所建造的佛教洞窟多达600多个，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这些惊人的数字足以让我们联想到，当年龟兹国是怎样的崇佛景象。《晋书·西戎传》也记载，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当时，龟兹国全国人口不足十万人，而寺院竟达千所。这同样也体现了当时佛教的兴隆盛况。

而鸠摩罗什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为一位高僧。他的名气，甚至传到了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彼时虽是十六国时期的乱世，却是佛教自从东汉传入洛阳后在中原的第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前秦君主苻坚（338-385）一度统一中国北方，他就非常倾心佛教。前秦军队攻克东晋重镇襄阳时，苻坚却说，我以十万之众攻襄阳，结果只得了一个半人，“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所谓“安公”就是当时的名僧道安和尚。道安劝苻坚西迎“道震西域，声被东国”的鸠摩罗什，为其采纳。

383年正月，苻坚派大将吕光带兵七万远征西域，还特意关照，“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要是平定了龟兹，一定要把鸠摩罗什这位“贤哲者国之大宝”送到长安来。

吕光领命出征，大获全胜。鸠摩罗什也落入吕光军中。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前秦征伐西域大获全胜，却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383）中以绝对优势兵力惨败。苻坚“投鞭断流”的豪情，结果却化为“风声鹤唳”的仓惶，自己也丢了性命……吕光率军东归到河西走廊时，闻听中原再度大乱，干脆止步不前，在此做起了土皇帝，是为十六国中“后凉”（386-403）之始。

鸠摩罗什就这样从跟随吕光从龟兹来到了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并在这里住了17年。可惜的是，吕光是个“不好读书，唯好鹰犬”的赳赳武夫，对佛教不感兴趣。他只把鸠摩罗什当作一位占卜吉凶、预言祸福的西域方士。在这种情况下，鸠摩罗什自然是“无所宣化”，浪费了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即从40岁到57岁。但他在留居凉州期间学会了“秦言”（汉语），这或许是这17年间唯一的收获。

在此期间，尊崇佛教的后秦两代君主（姚苌、姚兴）都曾派人来请鸠摩罗什前往长安，但都被后凉方面拒绝。这是因为吕氏政权里有人认为，鸠摩罗什有智谋，如果放他去长安，成为后秦军师，等于是给自己找麻烦。眼看对方敬酒不吃吃罚酒，401年，姚兴再也按捺不住，发兵西征，大破后凉，这才得以将鸠摩罗什请到了长安。

在后秦统治下的长安，摆脱了在凉州半囚徒式的生活后，鸠摩罗什终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通过近400卷佛教典籍的传译和阐发，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面目介绍过来，对南北朝时期中国佛学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经译，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大有关系，曾给予中国最流行的几个佛教宗派以深刻影响，比如《阿弥陀经》是净土宗的主要经典；《妙法莲花经》是天台宗的主要经典；而《金刚经》则是禅宗的主要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谙熟汉语的鸠摩罗什译经之时已经贯彻了将外来文化中国化这一思想。前人翻译佛经里的梵文，大都采用直译。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比如佛教里的“涅槃（Nirvāṇa）”本身就是汉地原来所无的概念。但直翻译过多，带来的问题就是文义不通畅，理解困难。有鉴于此，鸠摩罗什确立了意译为主的原则。比如《金刚经》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遗教经》也说“譬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今天汉语中常见的词汇如“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还有“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等词汇等都源自鸠摩罗什的翻译与创造，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实在是不言而喻的。

413 年（亦有409年等说），鸠摩罗什圆寂于长安。此前，他曾发誓，以死后舌不焚烂证明其译经的精确无误：“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据说，当时奇迹果然出现：“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如今，武威当地人大概没有不晓得罗什寺塔的。这座塔原在罗什寺内，后来寺毁塔存。它就是为纪念鸠摩罗什而建的，据说塔内就埋葬着他那传奇之舌。而鸠摩罗什的一生，也成为当时龟兹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见证。

参考文献：

刘锡淦：《龟兹古国史》

王宝坤：《鸠摩罗什评传》

华强：《龟兹文化与佛学东传》

胡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

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