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西域为中国固有领土之② | 北庭都护府在哪里？一次意外发现揭开神秘面纱

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遗址，核心区域占地1.5平方公里，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从空中俯瞰，故城的大格局清晰可见，大致分为一内一外、一大一小两重城。

有意思的是，两重城都是完整的城池，均有城墙、壕沟和城门，城墙每隔60米左右设一马面，每一段城墙中部有一座和马面合二为一的高大指挥台。

考古发掘证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在统治西域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其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反映了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的发展演变历史。

作为天山北麓的一处古代城市遗址和古代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北庭故城见证了唐至宋元时期特别是唐代中央王朝对新疆的有效管辖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教材，对于贯彻落实“文化润疆”工程、实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9年6月的一天，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人员从北京来到新疆，原本计划去南疆进行考古发掘，但因为汽车出现故障，不得已行至昌吉州吉木萨尔县。考古队无意间听说当地发现了精美壁画，于是急忙赶到现场，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也就是后来证实的北庭西大寺遗址。由此，北庭故城进入人们的视线。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79年7月中旬至10月底、1980年7月中旬至9月底，考古队两次对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随着发掘的深入，佛寺东部、被当地人称为“破城子”的面纱逐渐揭开，这正是后来被证实的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所在地——北庭故城。

考古队经实测和踏查发现，北庭故城为内外两重城，内外城均系夯筑，其形制基本一致。内外城都有敌台、角楼和较密集的马面，外城还有曲折的瓮城，其北又有羊马城，城墙之外均绕以宽阔的护城壕；马面、敌台、角楼和瓮城等都使用了栣木的做法。这种平面布局和构筑特点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传统的筑城技法在西域的推广使用。

2016年5月至11月，考古队再次对北庭故城遗址进行发掘，在外城墙南门发现了一枚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在探沟中发现了具有唐代特征的陶器残片、方砖残块等及一些碎畜骨。此次考古清理发掘工作，直接证明了现有古城外城墙主体为唐代所建。

201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对北庭故城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外城南门4座城门和一个佛寺，总计5450平方米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勘探。此次发掘的面积是北庭故城遗址发掘面积最大的一次，主要出土了钱币（基本是开元通宝）、莲花纹地砖、瓦当残片、筒瓦残片、陶器残片和动物骨角等文物，发现的遗迹有内城西门和北门门洞及排叉柱、外城北门门洞及木地袱、平铺的莲花纹地砖、晚期酒坊等。

考古发现证明，古城的格局基本上是唐代通过庭州、北庭都护府为代表的机构，在统治西域150多年间不断建设完成的，大小两套城墙的变化反映了故城从庭州到北庭都护府的发展演变历史。高昌回鹘和元代基本沿用唐代北庭的形制布局，仅做局部的修补和更改。

2019年，考古队继续对古城外城南门附近的6号佛寺遗址和内城南墙进行发掘。通过发掘断定，北庭故城内城是唐代最早建设的庭州城，后来相继为北庭都护府、高昌回鹘夏都、元代宣慰司和都元帅府的重要区域所在。

2021年7月，北庭故城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当时在古城核心子城西南部10号和11号遗址现场，考古工作者突然发现了几片陶器底部的残片，仔细察看残片的内侧，隐约发现有刻划的汉字。经过现场拼对，发现陶器底部原来刻有三个字——“悲田寺”。11号遗址如今是一个台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台地南部还残存一道夯筑的围墙，周边被挖了不少坑和沟。遗址出土了大量残破的瓦片、砖块和陶片，其中就包括刻有“悲田寺”字样的陶片。

“悲田”是佛教用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庭故城考古工作队领队郭物认为，遗址出土的“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可能与武则天长安年间创办悲田养病坊有关系。悲田养病坊是设置在寺院的一种半官半民的疗养所，包括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院，相当于今天的免费诊疗所、养老院和孤儿院，具有救济贫困、疗养疾病、施药、抚慰孤独等功能。

武则天长安年间，悲田养病坊最初在长安、洛阳开办，后来渐及诸道诸州。唐宣宗以后，甚至连县里的佛教寺院也都有了悲田养病坊，在全国形成一个庞大的半官半民的释门悲田网络。北庭故城遗址出土的“悲田寺”刻字陶器残片说明，即使在西北边疆地区，这一社会救济福利机构都得到了很好的推广落地，充分体现了唐代通过国家力量对社会中孤老贫病等弱势人群的帮扶照顾，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各个层面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40余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北庭故城的格局可以总结为“两套四重八块”。两套指内、外两城；四重分别是核心的子城、内城内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墙垣、内城和外城；八块则指故城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分块，有的是用凹沟分割的地块，比如内城北门外的长方形地块，有的是后来用城垣围出的区域，比如羊马城等，大致分为八块。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北庭故城应该是北疆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古城。新疆天山北麓古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座城市？天山以北地区唐代最大的城市为什么会在吉木萨尔县呢？其实这是北庭军政体系出现的原因及发展历程的结果。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包括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古称西域。一直以来，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势力强大；天山以南地区以绿洲城郭为主，脆弱少防。因此，无论汉唐，要稳固地经营天山以南地区，就必须完全控制天山以北起支配作用的游牧力量。作为“西域门户”和根据地的环东天山地区则成为关键。

北庭城，南枕天山通南疆，北隔瀚海望草原，东通草原和中原，西通中亚和西亚，城南约50公里正对着东天山最重要的南北通道“车师古道”。北庭故城所在的吉木萨尔县处于冬暖夏凉、旱涝保收的半山地带，拥有水量充沛、土地肥沃的冲积平原，农耕可以为城市和军政发展提供稳定的保障。这就是汉唐持续在这里建设有效管辖西域的军政体系的原因。

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大力加强，先后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公元640年，唐朝在今吐鲁番地区设立西昌州，后改为“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驻守交河故城；在可汗浮图城，即现在的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设立庭州。公元659年，为进一步加强天山以北地区的管理，唐朝在庭州设置金山都护府。公元702年，武则天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取代金山都护府，统辖北疆广大地区。公元711年，北庭都护府升为北庭大都护府，与交河故城的安西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

由于确立了都护府的地位，完善了府州、镇、守捉、戍、堡、烽、铺和馆驿为一体的军政系统，特别是增加了军队的力量，唐朝稳定地控制了天山以北的游牧势力，从而有效保障了天山以南地区的安稳。

郭物认为，北庭故城内外两重城就是唐代在西域的军政建制变革和扩容的体现。通过考古发掘可知，现在的内城就是唐太宗时期首建的庭州城，包含内城的外城墙是武则天时期设立北庭都护府时扩建而成。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对内城北门、西门及外城南门、北门的相关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庭州城和扩建的外城加起来成为北庭城，位于庭州城内东北部的子城一直是核心区，庭州刺史、北庭都护和节度使先后在此办公和居住。这个大格局一直持续到元末明初北庭故城在战乱中被彻底毁废。

北庭故城兴废的历史见证了汉唐元等中央政权有效统辖和管理西域的历史，也见证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雁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唐代诗人李白、曾任北庭节度使的岑参，清代学者纪晓岚等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和诗文。

北庭故城是我国唐至宋元时期新疆天山以北地区的行政中心，是古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节点城市，它对新疆的繁荣稳定及古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庭州到金山都护府，到北庭都护府，再到伊西北庭节度使的转变，体现了唐朝投入大量财力和人力，加强军政建设，有效治理天山以北地区的努力。这些建制改革保证了唐朝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促进了天山以北地区城市发展的进程，成为后代边疆治理和建设的重要遗产和传统，北庭也因为大唐文化的熏陶润泽，在宋元时期成为人才辈出、文化繁荣的地区。郭物表示，自唐代以来，以北庭故城为核心配套存在的军政体系使用了约800年，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西北边疆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

而今，身处北庭故城遗址，人们仿佛能穿越时光，走在盛唐的北庭大地上，看那重城繁堞，听到驼铃声声，天蓝水清、草盛马壮，寺庙林立、壁画精美，脑中闪回当时人们共享和平繁荣的盛景。面对这座有着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的千年故城，我们能做的就是传承好珍贵的历史馈赠，在保护中不断探寻这座西域重镇背后的故事，还原一个真实的北庭。

2016年6月，北庭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旨在以过去的成果为基础，用现代眼光和全新的学术视角重新审视、全方位梳理，系统研究北庭故城和古代北庭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全面复原北庭故城和古代北庭地区的人文历史、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等面貌。迄今，研究院集合相关领域专家学者，通过考古发掘、学术研究与博物馆展陈等方式，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北庭故城遗址保护与北庭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北庭故城是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实证，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珍贵见证。同时，在历史上长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繁荣的安西和北庭体系也是我们今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遗产资源，值得全人类共同珍视和借鉴。继续深入做好北庭故城遗址的保护发掘和展示利用工作，让历史说话、让文物发声，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对于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

（本文今日同步刊发在《中国民族报》，敬请关注。）

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