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诗歌竟然成为出口抢手货——为什么唐代成为国际自由贸易坚定的支持者？|道中华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政治开放，文化辉煌灿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声望。唐代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民族交融充满恒久的历史魅力。中国民族报“道中华”近日对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说起大唐，我们很多人在脑海中想到的可能是“开放”“盛世”等印象，您认为 “开放”和“盛世”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蒙曼：“开放”与“盛世”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唐朝的开放是全方位的，这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体现出来。

首先是政治开放，唐朝的政坛向少数民族敞开，太宗朝的武将之中，一半都是胡人，所以唐朝才有强大的军力，才能够维持广袤的国土。

然后是经济开放，比如大家熟知的丝绸之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大唐与域外进行广泛的国际贸易，建立起了交流互动的大通道。美国博物学家薛爱华（Edward H.Schafer）的经典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一书详细研究了当时大唐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内容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形色色的人流物资都汇集到大唐，不仅引发了当时人对域外世界的浪漫想象，也让今天的人对大唐盛世生出了无限憧憬。

再来看文化开放。大唐的文化盛世是有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唐朝政府让少数民族酋长的子弟都来国子监读书，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此同时，长安的时髦女性也画起了“吐蕃风”的妆容，这就是诗人所说的“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说到音乐，唐朝还将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充分吸收，成为宫廷宴乐的组成部分。唐代典制体史书《通典》曾记载的宫廷宴乐“十部乐”，其中的八部都是由少数民族乐舞改编而来。

唐代强大的国力和开放的姿态不断提升着大唐文化的影响力，让很多地区和民族都渐慕华风。比如当时著名的民族政权渤海国，主动学习唐代的制度文化，仿照中原唐制，建立起相应的典章制度和法律体系，并与唐朝形成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一时之间，渤海国国力强盛，享有“海东盛国”的美誉。渤海国的王子在大唐留学，他回国之际，著名诗人温庭筠曾写下《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一诗。诗云：“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由此可见这位渤海王子极高的中文水平和极广的朋友圈。

唐代的强盛体现在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际交往频繁等各个方面，这些特征其实都和她的“开放”直接正相关。有了开放，才会有繁华的景象。有繁华的景象，国家才会变得更自信，更开放，所以说，开放和盛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记者：大唐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历史记忆，它的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象体现在很多层面，民族交融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您觉得唐代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哪些制度保障？

蒙曼：谈到唐代的民族政策，首先就要说民族观念。唐太宗有句关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名言，就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是一种大气、包容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主导之下，才会形成有情且有效的民族政策。比如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羁縻府州制，这是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根据两《唐书》记载，当时羁縻府州多达856个，而正式经制州不过300多个，羁縻府州的数量竟然是经制州的两倍以上，足见这一制度实施地域的广泛性。民族地区羁縻府州与内地经制州之间有同有异，其实正是唐朝民族政策中“和而不同”思想的具体表现。“和”是指羁縻府州和经制州都属于“州”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归属大唐王朝的统一领导；“不同”则是羁縻州制照顾到各个民族不同的发展程度和传统治理方式的差异，这是一种在“和”的前提和基础之下的不同，是唐代民族治理模式能落实下去的重要制度保障。

除此之外，册封、授官、和亲、互市等政策的实施都强化了唐代的民族交融。册封是对少数民族首领册封爵位。授官则是授予少数民族首领各种武职事官和武散官。各个少数民族首领都接受唐朝任命的官职，接受唐朝政治文化的熏陶，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和亲也是唐朝实行非常有效的一种民族政策。唐朝周边有些地域虽然没有直接纳入唐朝的统治范围之内，但是可以先通过交流交往的方式，与这些地方实现有效互动。和亲就是一种有效的交往方式，它不仅意味着高层的联姻，更是在和亲地区设置了一个大唐常驻外交使团。和亲政策虽然不能保障唐朝周边的永久和平，但却能保证物资和人员的长期稳定交流。只要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不断，交融就会自然发生，这也是民族交融在制度上的重要保障。

此外还有互市。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的绢马贸易，是唐从前期到后期一直行用的经贸制度。贸易是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最广泛参与的社会交往方式。如果说和亲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那么一旦涉及到经济交往层面，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广泛的人员都会被动员起来，而且是主动地参与进来。在这种经济交往过程中，也许彼此之间会有争议，会有不满，但也正是在讨价还价、甚至吵吵闹闹的过程中，背景不同、身份不同的人们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沟通了相互之间情感，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这些制度各个不同，但它们发挥的是同一个作用：这些制度促进了唐朝“天下一家”格局的形成。每个民族都能够在大唐找到一个落脚点和一种归属感，与此同时，唐朝中央也能有效地行使相应的权力，达到预期的统治效果。

记者：民族政策和边疆治理是两个高度关联的问题。唐代的边疆治理遵循了怎样的理念？在制度层面有怎样的特点？

蒙曼：我们刚才讲到的民族政策其实已经涉及到边疆治理。如果说边疆治理的理念是什么，我认为还是唐太宗所说的“爱之如一”。唐朝边疆本来就不是一个壁垒森严的边疆，而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交融的边疆。虽然在唐朝边疆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战争，但战争的目的不是驱逐，也不是隔离，而是有效的治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所以才会出现刚才所说的羁縻府州制度。

众所周知，唐朝并没有大规模修过长城，事实上，唐朝治理边疆的思路既不是急于将少数族裔内地化，也不希望把中原和草原截然分开，相反，不同民族在同一个政权之下各自安顿而又相互补充、和谐相处才是唐代边疆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记者：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您认为唐代的民族政策与边疆治理有何独特性？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蒙曼：历史上号称雄汉盛唐，那就先把唐朝和汉朝放在一起吧。汉朝和唐朝都出现过大的盛世，文治武功足以令我们骄傲。同时，汉朝和唐朝对少数民族治理方面也都贡献卓著。汉代对少数民族地方也实施羁縻政策。但是，那个时代的羁縻政策和唐朝的羁縻制度还有所不同。汉朝立国，在西南地区实行“初郡”制，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有别于中原内地的宽松管理，在北方地区，匈奴衰亡后，汉朝实行的是“属国”制度，就是在几个边疆的郡中划分出一部分土地，安置归附的匈奴人。无论是“初郡”还是“属国”，它安置的人员都远较唐朝为少，而在西部地区，西域都护府所辖的“三十六城国”又基本不改变当地原有的政权形态和生活形态。这样看来，汉朝的羁縻体制还在摸索之中，未能形成更一致的方案，还不够体系化。相比之下，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涉及范围更加广大，当时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统辖着八百多个羁縻州，其中还包括羁縻都督府。这些羁縻府州几乎把唐朝周边所有归附的少数民族都安顿下来，纳入统一的治理体制之下，这就是唐朝边疆治理方面的巨大贡献。

唐代以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民族治理制度是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元明清三朝都曾在西南地区建立土司制度，中央对土司的统摄能力比唐代的羁縻制度更加强化，土司统治区与中原政府的关系也更为深入。但是，从制度的涵盖空间而言，恐怕还是唐代羁縻府州的行用范围更广一些。

总体来说，唐朝的羁縻制度是当时所能创造出来的一种比较成熟，比较有效，并且有广泛涵盖力的制度。唐代民族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国力强大。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只有国力强大才能够有信心、有能力控制广阔的国土。其次是有比较好的民族理念。最后，唐朝本身就是民族大融合的成果。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最为彻底、最为成功的大时代，它让北方少数民族的“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华文明的“衰颓之躯”，也让继之而起的隋唐迸发出巨大的制度活力与文化活力。唐朝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不过敏、不偏激，这才形成一种自信、开放、包容的新姿态，也创造出卓有成效的制度成果。

记者：民族政策和边疆治理为边疆和内地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一个非常积极的环境。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唐代民族交融的历史成就。

蒙曼：政治层面，从唐朝开始，很多民族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有了更为密切的交往交流。慢慢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就以现在的西藏地区为例。唐朝时期，大唐与吐蕃之间，有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两次和亲，还有唐蕃之间的多次会盟。在“不打不成交”的兵戈往来间，在和亲和会盟的交流互动中，大唐与吐蕃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到了元朝，吐蕃人生活的地区，正式成为中华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比如，在唐朝保家卫国的过程中，曾经涌现出很多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这些人共同为大唐盛世做出了贡献。比方说唐朝初年的阿史那社尔是突厥人、契苾何力是铁勒人，盛唐时期的名将高仙芝是高丽人，抵抗安史叛军的将领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唐朝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在官员序列和将领序列中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元素的存在，这也是一种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

民间层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因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交往，很多少数民族的普通老百姓进入中原内地，背着口袋，骑着骆驼的“商胡”，也就是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在大唐与西方之间往来穿梭，中原的丝绸、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茶叶、西南的药材、海外的香料宝石等等，在中华大地上互通有无。

文化层面，民族交往的痕迹也早已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举一个例子，指代少数民族女性的“胡姬”，在唐朝成为了诗词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不仅进入了大唐的市井，更进入了李白的诗歌，她们肤白貌美，载歌载舞，成为中华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意象。交流永远是双向的。伴随着文化交往，中原文化也进入了西域地区。比如《论语》《孝经》等很多儒家经典，在敦煌吐鲁番地区都有出土发现。清末时期，在敦煌藏经洞中还发现了李白《惜罇空》（《将进酒》的原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那个时代，黄河的滚滚波涛已经通过李白的一支彩笔，流淌进敦煌各族儿女的心田。事实上，敦煌莫高窟的艺术创作正是在唐朝迎来了它的巅峰时刻，多元文化元素汇聚一堂，创造出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石窟艺术。

记者：唐代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象也体现在它的世界性，当时和唐朝通使友好的国家有七十多个，中外文化交流空前纷繁，这对唐代民族交融以及塑造中华民族性格有怎样的影响？

蒙曼：唐朝的国际往来非常密切频繁，所以才有王维那句非常著名的诗文“万国衣冠拜冕旒。”当时大唐是东亚的文化中心，每年都有许多遣唐使、学问僧、留学生到长安来，大唐来，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还能看到唐朝的诗人们写给日本留学生晁衡的诗。晁衡在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时候，因为思乡而决定归国，谣传殒命于大海。大诗人李白为他写下了著名的《哭晁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从这首诗我们都能看出，他们之间曾经有着多么温馨的交往和多么深厚的友情。后来，晁衡幸免于海难，决定留居中国，在唐肃宗时升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去世之后，还被追赠为二品的潞州大都督，这个官职远远超过了他的好朋友王维和李白。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唐的文化心态是开放的、包容的、有吸引力的。

有诗人进来，就有诗篇流出。当时，唐诗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在朝鲜和日本都有广泛的受众。其中，白居易的诗文因为既通俗又深情，成为最受欢迎的产品。由于地缘因素，日本和大唐之间的直接交往非常不易，这个时候，朝鲜半岛就做起了双方交往的“中间商”。这个“中间商”是要赚差价的，尽管如此，日本的买家仍然趋之若鹜，愿意付这笔文化附加值。在朝鲜和日本文人、商人的共同推动下，白居易的诗歌甚至在创作出来的一年之内就传遍日本，这就是当时国际化的中华文化市场。

无论是李白与晁衡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是白居易诗文的畅销，我们都会发现中华民族其实有着非常宽阔的胸怀，也有广交天下朋友的能力。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唐人奔走在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的热情，以身许之的感情，都是非常可敬的。这就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事实上，到了明代，玄奘取经就成为《西游记》小说的历史原型，家喻户晓。从国际传播的视角来看，孙悟空的知名度并不亚于孔子。那么，孙悟空的形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的原型来自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那里，他叫神猴哈奴曼。但是，就是在国际交往的背景下，孙悟空进入了敦煌壁画，又进入了中原的小说，然后再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和故事可以给我们今天提供很多启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像当年那样，创造出更有穿透力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让它们讲好中国历史的故事，也讲好中国今天的故事，我们做好了，才是真正的铭记历史，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