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有多少般神通？他竟然也是这些民族的神灵！

    19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关公剧照。

在所有这些神格当中，战神和财神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由于关公生前作战英勇，所以最晚在中唐时期，在他死难的荆州一带，关公就已经被民间视为保护地方的战神。到了宋元时期，军队在作战前参拜关公庙，祈祷关公显灵助阵更是蔚然成风。但在国家祭祀层面，关公战神地位的确立却比较晚。在唐德宗时短暂存在的武成王庙中，关公作为64位历代名将之一从祀武成王姜子牙，但只排在左边第15位。此后，从北宋仁宗年间至明初，关公也只是作为普通的名将厕身于武成王庙中。到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废除了相沿数百年的武成王庙制度，致使国家层面的战神祭祀出现真空。但在军队崇尚战神的传统推动下，明王朝又不得不树立一个战神，于是，长期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战神关公就此脱颖而出。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王朝在南京鸡鸣山修建关羽庙，并列入国家祀典。至此，关羽正式取代姜子牙，成为国家战神，并在官方、民间各种势力的推动下不断扩充其社会影响力。

关公作为财神，则可能与明清时期地域性商人集团晋商的活跃有着很大关联。明代为了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塞，实行了以粮食换取盐引，给予商人贩卖食盐资格的开中法制度。晋商因得靠近北方边塞的地利之便，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商帮，晋商会馆也随着他们商业版图的扩张而遍布全国各地。在会馆中，晋商通常会供奉出自山西本土的神灵关公，以求联络乡谊，保障生意兴隆，使得关公作为财神被人们所接受。此外，在讲求义利之辨的传统社会，关公信义轻财、重承诺守信用、有恩必报的形象，也有助于缓解商人追逐财富而造成的内心紧张。

有意思的是，对于关公的崇拜并不限于中原地区，在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关公也是当地民众普遍崇奉的重要神灵。

早在满人入关之前，关公故事便已随《三国演义》等通俗文艺一同传入东北地区。小说中关公所展现出的人格魅力，很容易让善于骑射、崇尚勇武的满人产生心理上的亲近。上层统治者出于加强统治，以及笼络汉、蒙、朝鲜等人群的需要，大力推崇身兼勇武与忠义品格的关公。据说努尔哈赤与明军作战时，曾在梦中得到关公的面授机宜，助其脱困，为此，他特地在赫图阿拉城西修建了关帝庙。皇太极把关公列入萨满教每天凌晨祭祀的朝祭神，这一做法在后来清代的宫廷生活中得到延续，关公是坤宁宫祭的重要神灵。清朝统治者尊奉关公为清军的守护神，每次出征之前都要致祭关帝庙，以祈求关帝保佑他们攻城略地，决胜千里。上层统治者的推崇，使得普通满人对关公顶礼膜拜，不少普通民众甚至用“关”字给子女起名，以求得关公的佑护。满族八大姓氏之一的瓜尔佳氏多汉字音译为关姓，可能也与关公崇拜有关。

满人又称关公为“关玛法”，“玛法”也就是满语的“爷”和“祖”。长期以来，满族民间就流传着不少关玛法的传说故事，其中有一部叫《关玛法乌勒本》，用满语讲述了“关玛法”的传奇人生：他是草龙转世，为神母所救，后被追兵赶杀，神母让他去河边洗洗脸，于是就变成了红脸小孩。他力大无穷，精于射箭，长大后跟长白山之神超哈占爷比武、与恶神耶鲁里撕斗，拯救北方苦难的女真人。整个故事由讲述者以边讲边唱、唱念结合的形式进行，通常需要十多个晚上才能完结。

满人问鼎中原之后，极力宣扬关公的忠义勇武，奉关公为清王朝的护国尊神。清廷对于关公的加封达13次之多，关公也从生前的“汉寿亭侯”升格为光绪年间的“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使关公真正成了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全方位保护国家百姓的完美神灵。此外，清廷还要求各地建立供奉关公的庙宇，向民众灌输忠君报国的观念，使得清代出现“关公庙貌遍天下”的景况。有人统计过，清代中叶全国各地的关帝庙达30多万座，甚至比孔庙的数量还多。时至今日，关帝庙仍然是许多地方的重要文化景观。

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棠山的摩崖石刻造像群中，有一处“骑马关老爷”造像：关公一身戎装，骑在赤兔马上。他左手牵着缰绳，右手持青龙偃月刀，胸前有五缕长髯，前后祥云环绕。引起学者特别关注的是，关公身后侧刻有一枚方形藏文印章，汉译为“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印”。在佛龛之外的穹顶上刻着一行藏文，汉译为“关老爷”；左右刻有一副上下两端饰以祥云、双层莲花瓣图案的蒙古文对联，汉译为“福分就好比细长的悉多河水那样丰沛，寿数就好像月亮的如意宝珠那样美好”。在地处东北的关公造像中出现如此明显的蒙、藏文化因素，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

其实，蒙古人早在金元交替之际就已接触到关公信仰，鉴于解州池盐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他们很自然地延续了宋、金两朝在崇奉盐神关公这件事上的做法。待蒙古人凭借其空前的武功入主华夏、建立元朝之后，勇武过人的战神关公对他们来说定然有着独特的魅力。史料记载，元代宫廷举行的盛大佛事法会“游皇城”，抬关公神像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全国各地开始普遍建立关王庙，元大都城的民众受上层统治者的影响，也在端午节举行盛大的赛关王会。到了明后期，崛起于东北的清朝统治者将其与蒙古上层的关系比作是刘备与关羽，一来是以关羽的特殊地位笼络对方，二来则是利用关羽的忠义精神羁縻蒙古。清代，伴随着内地的驻屯官兵、旅蒙商人、垦荒民众拖家携口地来到蒙古地区，供奉战神、财神关公的庙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蒙古高原上，在归化城、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城镇都建有关帝庙。由此可见，骑马关老爷造像中出现蒙古文对联并不令人意外。

至于造像中藏文的出现，则与藏传佛教对于战神关公的吸纳，以及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皈依有关。

元代，战神关公的形象就已传入藏传佛教。明代晚期以降，随着内地与藏区之间人员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藏传佛教文化占据主流的各藏区内陆续建立起一些关帝庙。尤其是在清朝前期出兵平定西藏、青海地方动乱之后，派驻当地的官兵也把对关帝的虔诚信仰带了进来。对于来自汉地的神灵关公，藏传佛教的章嘉活佛、土观活佛、六世班禅等活佛高僧并没有将其拒之门外，而是出于加强藏区与中央之间的联系，维护藏与满汉各族的友好团结的考虑，通过撰写祈供文来详细介绍关公的来历和祭祀仪轨，将关公列入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行列。在祈供文中，章嘉活佛还现身说法，讲述了关公通过托梦方式帮助他躲过赴京途中的灾难，允诺守护佛法的故事。而关公红脸美髯的形象，与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赤尊赞、战神格萨尔等颇为相似，使得关公很容易被普通藏民附会为相应的神灵。

相传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海兰察统率清军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战争中，有一次清军因不熟悉地形而陷入敌人设的伏击圈，敌军恃险反扑，清军将士们虽然奋勇冲杀，却仍无法突出重围。正当士气极其低落之时，忽见敌阵中火光四起，呐喊声震天，满汉士兵仿佛望见无数关公手持大刀杀进敌营，藏族士兵似乎看到无数格萨尔王纵马杀敌。在神灵的感召助阵下，清军士气大振，有如神兵天降，冲向敌阵，夺取战略高地，最终扭转战局，取得大胜。凯旋之后，士兵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在战斗中依稀看见的神灵，正是出征前动工修建的磨盘山关帝庙里供奉的关帝。从此，藏民又把这座关帝庙称作“格萨拉康”，也就是格萨尔神殿。可见，战神关公和格萨尔王虽在信奉者眼里有所区分，实际上却是一体的。

关公，就这样被接入藏传佛教的万神殿中，成为世代居住雪域高原的各民族共同崇拜的神灵，进而遍及整个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区。蒙古人因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建造海棠山关公像之时镌刻上藏文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

     

锡伯族是世居东北的民族，在跟汉族、蒙古族的文化交往中接受了关公信仰，康熙年间修建的锡伯家庙太平寺中就有关帝庙。在成建制地西迁新疆之后，锡伯族也把对于关公的虔诚信仰带了去，锡伯族所在的每个牛录都有供奉关公的庙宇。锡伯族是一个擅长射箭的民族，经常举行射箭比赛。在比赛之前，箭手们要共同拜箭神关公，以乞求能像关公那样百步穿杨、英勇无敌，取得比赛成功。关公也是戍守边关的锡伯族人无比尊崇的武圣。锡伯族至今仍有传说，在道光六年（1826）平定张格尔叛乱的关键之战浑巴什河战役中，500名锡伯族官兵与近万名张格尔叛军激战，幸得关公从天而降助阵，才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最终奠定整个战争的胜利。战后，锡伯营官兵铸造了一口大钟，钟扣铸有关公头像，钟身上刻着“忠义神武仁勇灵佑诸神帝君”的铭文。如果我们回头看清军反击廓尔喀入侵时出现的传说，就会发现，关公已经成为包括汉、满、藏、锡伯等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来入侵，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象征。

此外，西南地区普遍存在对关索的信仰，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关索是关公的第三子，最近研究发现，关索其实是关公本人在当地的变型。在苗族、白族、羌族、土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中，也都有着对于关公的独特崇拜。

清代人赵翼曾感慨关公信仰的兴盛：“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者，无不震其威灵。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清代空前的大一统格局，为内地与边疆之间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文化交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关公也在官方、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从内地传入边疆地区，进入当地的庙宇神殿，成为各民族普遍崇奉的神灵。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于关公的传说故事、祭祀关公的仪式乃至关公的造型风格可能会变得更具民族特色，但是，各族民众都深深认同关公忠义勇武的内在精神，都将关公视为护国安民、永靖边疆的文化象征，这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去挖掘和珍视的。

作者简介：郑俊华，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年教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史研究。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