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圈”的泾川，硬核文物见证民族宗教交融史的显赫身世|道中华

11月17日，2022中国足协杯第二轮比赛中，一支来自甘肃的“草根”县级球队——泾川文汇，爆冷淘汰了老牌职业球队北京国安，一时间火上热搜。从默默无闻到一战成名，在泾川文汇的足球素养和拼搏精神之外，人们也开始关注这支县级球队和它背后低调而隐秘的小城——泾川。

泾川，因地处泾河川腹地而得名，如今的它作为一个位于甘肃东部、陕甘交界处的小县城隐入了历史的尘烟。但在千年之前，泾川已成为古文化孕育的摇篮，先秦典籍对此有多处记载。早在夏朝，泾川县境属雍州；商朝时期，县境内建有阮国和共国等方国；周朝时的泾川则被置为北地郡。古称泾州的这里，更是地处丝绸之路北段的要冲。它东与甘肃宁县及陕西长武县交界，西接崇信和崆峒，南邻灵台，北靠镇原和西峰。从汉代开始，以泾州为中心的安定郡便成为许多朝代的郡治所在，自古以来是西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镇，更是佛教东传西去、僧侣往来云集之区，于数千年间亲历了多民族的迁徙交融与贸易往来。

泾川除了拥有百里长廊的石窟群，成为佛教传入中土的见证之外，还三次出土舍利且舍利数量冠中国，为全国独有之史迹。石窟、古墓、碑刻……这些文物彰显着泾川以西王母文化、佛教文化为代表的特色地域文化，更生动体现出这片土地上多民族相交相融、相亲相惜的民间智慧和繁荣盛况。

沿着泾川境内泾河两岸，512个石窟、5眼窟中石井所组成的百里石窟长廊，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后现存最大的地上遗址，也是泾川和谐、富庶、文明的镜子，照出整个丝绸之路历史闪光的一面。

百里石窟长廊，起于回山之上的王母宫石窟。回山拔地而起，泾河环其左，汭河环其右，王母宫则高居于山巅。中华民族是古之众多民族融汇的结果，古部族多已不在，但其部族中的优秀人物却以神人贡进庙堂，代代传敬，留下中华民族尊重先人的习俗，西王母即是供人崇拜祭祀的神灵之一。《山海经》曾记载，古中国有神人，名西王母，“状如人，豹尾虎齿，蓬发戴胜”。西王母可表达天帝之意，化育万物，佑民生息。西汉武帝元封年间，西王母宫在泾川兴建，成为中国最早、最大的西王母祖庙，后来经历了多次重修。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王母宫石窟”，是北魏时期重新兴建的佛教造像，也称“大佛洞”。大佛洞高约11米，宽14米，深11米，为中心塔柱式建筑。中心塔柱及洞窟各面壁上，全为石刻造像及装饰，有驮着宝塔的白象、千佛、力士、众菩萨等形象，规模宏大，装饰华丽。

在古代人民精湛的艺术创造下，王母宫石窟以宏大生动、栩栩如生的造像，有冥漠天遥之感，守望着规模巨大的百里石窟长廊。在泾川城东约十多里的泾河北岸，是著名的南石窟寺，现存东大洞与罗汉洞二窟。以南石窟为中心，沿泾河两岸的石窟群、石窟龛形成了国内罕见的百里石窟长廊。与南石窟寺相对，北石窟寺位于蒲河与茹河交汇处的东岸石崖之上。在这里，我们能从形如麦积山的巨石上所开凿的洞窟，窥见古人的巧夺天工。

南、北石窟寺所在地，在北魏时期均属泾州管辖。史书记载，北魏大将军奚康生性格粗莽残暴、多有杀戮，在镇压多起和尚起义的事件后，双手沾满鲜血的奚康生选择以“普救众生”的仁慈之心皈依佛门。永平三年（510），兼任泾州刺史的奚康生着手修建佛窟，南、北石窟寺由此而来。

然而，为何我们现在看到的泾川石窟，多是开凿在险峰狭崖之上？千年之间，泾川石窟中一直住着从长安西上、或从西域东来的僧侣信士们，也在战乱时期容纳过为躲避战火、土匪的平民百姓。这些来自各邦各族的人们把石窟建于悬崖之上，在绝境之中得以保全性命。

如今，存在千年的石窟以其中精美的建筑与雕塑，引我们进入那个辉煌的时代。长廊沿路，留存着历朝历代各类文物数千件，戎、羌、吐蕃、鲜卑、藏、蒙、维、回、满族文化遗存丰厚。泾川县完颜村中，如今还聚居着中国关内现存最大规模的完颜后裔，他们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颇具金代建筑风格和满族建筑特色的传统庙堂式宗祠和碑刻；古时的羌族也称西戎，他们逐水草游牧，遍及青海、甘肃等地，《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族曾在东汉时期迁到泾川所在的安定郡；唐朝安史之乱后，泾川成为吐蕃与中原的战场要塞，公元763年起，泾川更是被吐蕃占领六年，经历了多元文化的沉淀与融合……自西汉起，泾川成为各国僧人沿丝绸之路翻越陇山进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也是多民族文化长时期交往交流交融的传播之地。作为丝绸之路的路标和里程碑，百里石窟长廊仿佛展映着当年中华文明的宏大场景。通过它，我们得以仰望文明的高度。

1964年12月，泾川关公社贾家庄生产大队的社员在泾河北岸平整土地时，挖出一座砖砌窖室，室内安置了一个长方形青色石函。石函由五重组成：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内置琉璃瓶，瓶中装有大小14粒舍利。石函上刻有一千多字楷书的《朝散大夫行司马孟诜撰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四周以缠枝莲纹点缀。

在佛教中，佛陀舍利是修行卓著的高僧通过戒、定、慧的修持所得，非常稀有。而泾川大云寺的14粒舍利正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由隋文帝下令供奉在此。大云寺的前身，即隋代的大兴国寺。

公元601年，泾州古城的大兴国寺里，僧尼肃立，主持庄严，等待盛着舍利的容器徐徐落入石函之中。与此同时，分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其它29个寺院也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共同完成盛大的舍利入土仪式。舍利凝聚着举国的思想和信仰，寄托着万民的祈愿，深埋于黄土地表之下。直到千年之后，才于现代重现天光。

大云寺舍利出土不久，1969年冬，在原址之上，人们又发现了一个刻有“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字样的长方形石函，内置大铜函，铜函内盛小鎏金铜函，其内置琉璃瓶，瓶中装有32粒舍利。根据石函上的铭文介绍，这是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泾州宝宁寺和尚慧明为佛祖造像时安奉的，以求“合国黎庶俱登正觉”之愿。

2013年，复建的大云寺东墙外，又发现了宋代龙兴寺的地宫，在这一窖藏中，“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惊艳了世人——古代僧人搜集供养的佛牙佛骨和诸佛舍利2000余粒悉数出土。

从1964年到2013年，泾川的同一区域3次出土佛舍利，堪称世界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人间奇迹。而历史上的泾川，正是多民族交汇最为频繁、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佛教文化众生平等教义，成为了维系民族友谊和团结的纽带。舍利寄托着人们期盼国运昌盛、祥瑞屡现的善念，也折射出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统一中原后，首创帝师制度，让来自于藏传佛教的帝师统领天下宗教事务。从此之后，帝师成为中原的中央政府与远在西陲的西藏相联结的桥梁，促进蒙、藏、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形成。

元朝第一位帝师八思巴希望减少各民族人民交流的障碍，便借鉴女真、契丹等民族的做法，创造自己的文字，于公元1269年向全国推行他创制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从形式上看，八思巴文属拼音文字，脱胎于古藏文字母，共有41个字母，有音无义，全部字数也只有1000多个。但由于元朝文化发达，无论是元曲还是白话文都逐渐在民间普及，导致八思巴文在百姓群体中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也正因如此，以八思巴文留下的历史资料极为稀缺和珍贵。

国内罕见的八思巴文相关文物，出现于泾川。1289年（一说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给泾州花严海印水泉禅寺和过往使臣颁下一道圣旨，其中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宗教政策。汉语意思是：“寺院、房舍里使臣不要住宿，不要抓捕马、支应，不要抢夺水土、碾磨等物品。他们（指僧人）也不要依仗圣旨做越轨的事情。”忽必烈通过这道圣旨诏令地方官员与当地僧人和谐共处，强调各教平等、百姓团结，并将当时的年份按照农历十二生肖记为“牛儿年”。1295年，花严海印水泉禅寺的僧人将该圣旨刊刻于碑，命名《镇海之碑》，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泾川县城王母宫中能看到的珍贵碑刻——八思巴文碑，同时勒石的还有《镇海之碑》背面的《敕赐花严海印水泉禅寺记并序》。作为八思巴文异常珍贵的遗存，《镇海之碑》生动映射出当地民族交融的进程，也成为元代及中国历史上蒙、藏、回、汉等各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和平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见证。

除了雄壮的石窟、数量巨大的舍利、珍稀的八思巴文碑，泾川还以有着60万年前甘肃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遗址而闻名；5万年前的“泾川人”头盖骨化石，是人类已经进化成现代人的有力证据；县城以北的古城遗址上，商周时期的彩陶、蚌饰、贝币及青铜器物数不胜数；位于泾河对岸的大云寺，历史上是武则天敕令珍藏《大云经》的皇家寺院，寺院内保存着大量唐宋时期的建筑遗迹。

从夏朝置县于雍州开始，千年来，泾川无言地亲历着历史高光时刻，并用完整且连续的文物史卷生动记载了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历史主旋律。泾川以灿烂的人文家珍，展现着中华民族水乳交融的历史足迹，凸显出中华民族在民族交融中的人文成就，也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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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