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跳跃，不停歇”——西域传来的胡旋舞为何风靡大唐？|道中华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从西域传入的胡旋舞风靡一时。全国上下都在学这种“旋转、跳跃，不停歇”的舞蹈，其中有一位绝对意义上的“重量级”选手——在该项目上有先天优势的安禄山，史载他在唐玄宗李隆基面前跳胡旋舞“疾如风焉”。

胡旋舞虽然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却并不是唐朝时才传入中原的。

胡旋舞起源于中亚的康国，大致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是粟特人建立的国家之一。粟特人是中世纪生活在中亚河中地区的一个民族，他们曾建立多个城邦国家。除宗主国康国外、还有安国、米国、史国、石国、何国、曹国、火寻、戊地八国，这些国家的人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昭武九姓”。

魏晋以后，丝绸之路日益繁荣。大量粟特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成为中国与西方进行交易的中间商，胡旋舞大概就是这时传入的。

胡旋舞以轻盈、快速的连续旋转取胜，很多时候必须在一块叫作“舞筵”的小圆毯子上碾转腾踏，而且舞蹈过程中不能转出这块小圆毯。在敦煌莫高窟，保留着不少表现胡旋舞的唐代壁画，无一例外舞者都是在一个四周带有联珠纹图案的小圆毯子上。联珠纹图案源自萨珊波斯，经中亚地区传入中原，粟特人经常向唐朝进献这种舞筵。

胡旋舞的道具除了来自西方的小圆毯子，还有舞者手里长长的丝绸带子，它们可是妥妥来自东方的中原，是丝绸之路上西传的热门商品。无论是龙门石窟唐代洞窟石壁上跳胡旋的女子，还是宁夏盐池县出土的7世纪末前后粟特人墓葬浮雕里的胡旋男子，都是手持丝绸长带旋转起舞的样子。画面上当空飘举的绸带，仿佛就是白居易诗句“回雪飘飖转蓬舞”的再现。

为什么胡旋舞在唐代这么火？首先，唐朝本身就是一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开放时代，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很高。唐朝人有多开放自信呢？举个例子，当时的长城不是用来挡胡马的，而是更多地用来保护丝路沿线商道畅通。馆驿都和烽燧在一起，馆驿为交通往来提供便利，烽燧用来防御，二者结合实际上是为商旅提供良好营商环境的意思。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朝人凭借海纳百川的胸襟将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融汇吸收，最终与中原传统的礼乐文化融为一体。

其次，胡旋舞在开元天宝年间达到极盛，与“音乐皇帝”、梨园鼻祖、琵琶和羯鼓演奏家唐玄宗李隆基有直接关系。他在位时唐代国家乐舞最为繁荣，不仅大力倡导，还身体力行。

晚唐时的《大唐传载》记录了这样一桩轶事：乐工李龟年多才多艺，很善长打羯鼓。玄宗问他：练鼓打断多少根鼓槌了？李龟年自信满满地说已经打断五千根了。李隆基听了微微一笑说：那你差远了，我打断的鼓槌已经放满三个竖柜了。

李隆基的“灵魂伴侣”杨贵妃也以善舞著称，虽然史书上没有对她跳胡旋舞的正式记载，但胡旋舞的突出特征是“旋转如飞”，而杨贵妃擅长的《霓裳羽衣舞》就具有宛转飘飞的姿态。

此外，在唐朝近300年的历史中，与西域昭武九姓诸国的关系以高宗至玄宗时期最为密切。唐高宗时在康国设置康居都督府（治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城之北），册授其国王拂呼缦为都督；唐玄宗开元初年，康国派遣使臣前来长安，进贡越诺布和胡旋女等“土产”；开元十五年，康国与史国皆派遣使臣，再次来献胡旋女子及方物。

一言以蔽之，胡旋舞所携带的来自西域的热情、健朗之风，与当时唐朝开放昂扬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满足了人们的欣赏趣味和审美需求，同时获得了当权者的支持和欣赏，其“输出国”见此情景则不失时机地继续进献胡旋女与唐朝修好。由此，胡旋舞成为盛唐宫廷教坊杂舞的代表性节目之一，不仅用于宫廷日常及节庆宴飨，也流行于士大夫家宴以及民间。

《胡旋舞》初传为女子独舞；后有男伎独舞或双人舞，共同特征是节奏明快、旋转如风。唐人诗歌有生动描述：胡旋女身穿粉红色宽袖上衣，轻纱长裙，红皮靴，披纱巾，束珠玉锦带，佩戴首饰，舞时衣裙、纱巾、佩带飘然旋转，令观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再来看看跳胡旋舞的男子。1985年宁夏盐池发现唐武周时期粟特人墓葬群，其中一座墓(M6)有两扇石门，上面各浅雕一胡人男子矫健起舞。两人虬髯卷发、深目高鼻，宽肩细腰，相对而舞。两舞者身上皆有帛带环绕飘扬，画面动感激扬，与胡旋舞“俱于一小圆毯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毯上”的记载，完全吻合。

胡旋舞在唐朝风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些中原人的舞技已经青出于蓝，超过了来自西域的“师傅”。与胡旋舞相配的乐器中也逐渐加入了中原的弦乐。胡旋舞传入之初伴奏乐器仅有“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钹一”，全是节奏明快的吹奏和打击乐器。但从韩休（玄宗时期宰相之一）墓东壁的乐舞图可以看到，脚踏联珠纹椭圆花毯起舞的男女身着唐朝服饰，俨然中原胡旋舞者中的佼佼者，旋转速度似乎并不像经典胡旋舞那么快，或许可以理解为胡旋舞风格的本地化舞蹈。伴奏乐器中既有“胡乐”体系乐器（排箫、曲项琵琶、箜篌、筚篥和小铜钹），也有中原“清商乐”体系乐器（筝、箜篌、笙和拍板），换句话说，演出阵容更强大了，胡旋舞在中原得到了发扬光大。

玄宗时期取消了按地域分类的“十部乐”，代之以“坐部伎”和“立部伎”两类，标志着胡乐已经融入华乐。但是，这种兴盛景况在“安史之乱”后戛然而止。两京失陷，明皇入蜀，皇太子李亨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市）自行即位，朝廷播迁。

大唐太常乐署、宫廷教坊以及梨园的乐伎，或四散奔逃，或为叛军俘获。舞伎的悲欢没人看见，大唐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流落江南。最惨烈的是一位善弹琵琶的雷海青，天宝十五年（756）六月长安失陷，他被叛军俘掠至洛阳，因为不肯为安禄山演奏，被极其残忍地缚于戏马台肢解以示众人。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九月，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后，太常寺立即派出使者，寻访流散民间的乐伎，而复归京师者仅十得二三，那些胡旋女更是不知所终。

但是，来到大唐的中亚各国人士，不少人受中原文化熏染从此定居，更名改姓。从康国（撒马尔罕）来的以康为姓，从安国（布哈拉）来的以安为姓。他们聚族于斯，终老于斯，中原各地出土的墓志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安菩、康磨伽、康刘买兄弟、曹明照、米继芬……随着时光流转，他们的后代逐渐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或许胡旋舞就此留在了一些人的文化基因中。

好在盛唐艺术全面开花，绚烂的瞬间在画师的妙笔之下凝结为永恒，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对胡旋舞的飞扬之美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敦煌莫高窟220窟盛唐时期所绘的大幅经变画中，既有动作相对缓慢的双人舞（可看作是胡旋的起始形象），又有特征明显的急速胡旋图。其北壁《药师经变图》下端绘有场面辉煌的胡旋舞图。舞伎分为文、武两组，都足踏小圆花毯翩翩起舞。这对舞伎披着发辫，相向而舞。两臂平举，双足着毯，从舞巾的抛洒飞动之势，可以感受到她们旋转的速度，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元稹、白居易等诗人对胡旋女舞姿的描摹，也印证了《新唐书·音乐志》中“胡旋舞，舞者立毬（毯）上，旋转如风”的记载。

从这幅胡旋舞图的全貌我们亦可一窥“忆昔开元全盛日”的盛唐气象。舞台中央摆着中原式方形灯楼，舞者两侧又各置西域式树形灯轮，烘托出光芒耀眼的热烈气氛。两侧添灯火的菩萨颇似人间舞台上负责灯光场地的工作人员。如此盛大的乐舞场面，或许正是唐朝宫廷宴乐的写照。左右二十八名不同肤色的各族乐工，一起演奏着来自中原和西域的乐器。

北京舞蹈学院2021届硕士研究生胡元园，根据敦煌莫高窟220窟壁画，结合自己对胡旋舞的理解，编创并演绎了敦煌舞《对舞胡旋》。这是一次对壁画场景的还原性想象，致敬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回望唐朝，当年的胡旋舞已隐入历史的尘烟，但它所代表的开放包容、交流融合的精神仍在赓续。

1400多年过去，胡旋舞轻盈飞转的特征依然大量存在于中国古典舞及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舞蹈中。亲眼看到这些民族舞蹈的人，一定能够体会当年白居易“心应弦，手应鼓”“左旋右转不知疲”的描写是多么生动。

展望前路，相信胡旋舞这一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瑰宝将在年轻一代身上继续传承、创新，以蓬勃的生命力舞向下一个千年。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