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西域为中国固有领土之④丨从唐朝墩古城看唐代西域多民族融合的和谐生活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东北部的一片黄土台地上，布满了高低起伏的土堆，还有依稀可见的城墙残存，当地人称这里为唐朝墩。

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5年对唐朝墩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研究不仅确认唐朝墩是唐代蒲类县遗址，还揭示了这座昔日小城和谐美好的生活图景：古罗马式的公共洗浴场所，不仅让城里的百姓洗尽尘沙，更为南来北往的旅人提供休憩交流的场所；小城不仅建有佛教寺庙，相隔不远的地方还建有景教寺院，不同宗教在这里和谐共存；小城里更有宽敞气派的庭院、成串成串的唐代开元通宝钱币……

生活在奇台县的人们很早就知道，县城东北部有座被废弃的古城，但并不知道它到底建于什么时候、是何人所建，大家都叫它“古城子”。之后人们在这座古城中发现了大量唐朝文物，便认定该城建于唐朝，又由于北城墙上有一个大土墩，便将这里称为“唐朝墩”。

关于唐朝墩，清光绪三十四年编制的《奇台地方志》有一些片断记载：“太宗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平南昌，于此置蒲类县，即今古城地。”又说古城北有一座废城，相传系唐朝所筑，古城名即取其意。古城东、南两方有门，北有土墩，高3丈许，甚坚固。光绪二十一年改建县制，毁西南各其半。

《奇台县乡土志》记载，这个古城始建于唐朝贞观十四年（640年），于唐长安三年（703年）设县，设的县正是蒲类县，而县治就是唐朝墩。《旧唐书·地理志》中列举金满、蒲类、轮台三县为北庭都护府之领县说，以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

史料记载，蒲类县所辖范围十分辽阔，若按驿站里程计算，蒲类县管辖范围东西达800里，南北可达1700多里。管辖地域虽大，但人口却不多，除县城和一些镇、堡及屯区庄户有人居住外，其余都是草原荒野。蒲类县城原由北庭都护府管辖，宋、元时改由别失八里元帅府管辖，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蒲类县城和别失八里同时废弃。

1944年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扬言西进。当时的奇台县政府担心唐朝墩目标太大，会遭致日本飞机轰炸，组织人员挖降多米，将本来比较完整的城墙和土墩挖得残缺不全。从此，唐朝墩便被世人遗忘。

2018年开始的考古发掘刚进行一年左右，唐朝墩考古队员在清理城内东北角土层下的一个池塘时，发现了成串成串的唐代开元通宝钱币。也是在这里，考古队发现了一口井，井里出土了一个兽面纹的陶片。这种图案从北魏到元朝时期，在北方一直很流行。

更重要的是，考古队员在古城发现了一处唐朝院落遗址。从发掘的墙体看，此处院落南北长约38米，东西宽约15米，面积超过500平方米。外墙整体采用减地法从生土向下挖掘出地穴式的院落框架后，在内部砌筑房屋隔墙。目前清理出的南北排列的三大间房址都是坐西朝东，房址东侧隔墙外的院落部分，挖建有排列有序的方形小隔间，房址和院落被晚期灰坑多有打破。院落门址位于东侧隔墙的中间部位。在一处地面发现叠压有两层活动面，表明该院落经历过修缮沿用。房址内发现的多个袋形窖穴，出土了较多具有明显唐代风格特点的陶器，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域边疆地区的紧密联系。

考古队员基本认定，唐朝墩就是唐朝北庭都护府下的蒲类县城遗址。它的建立，是初唐兴盛的象征，同时也是唐王朝巩固边防的需要。它的建立，对于东西方贸易、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往来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占据着沿天山山麓南北交通的要冲，而且是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门户，更是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管控的证明。

2018年的一天，考古队在揭开唐朝墩地表的土层后，看到成排的砖砌通道和排水沟。后经考古队勘察，确认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洗浴场。浴场整体规模约300平方米，有较清晰的火道、烟道、支撑柱、灶址、水井、排水沟等结构，更令人惊奇的是，从建筑遗址来看，有着明显的古罗马式风格。

浴场遗址位于唐朝墩遗址的东北部，东城墙外是水磨河。浴场的整体结构由中心部位的砖砌主体建筑、东侧相接的土坯建筑和北侧中心的灶址及左右两端的供水井、排水井等相关遗迹构成。其中砖砌主体建筑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11.5米，现存高度0.5至1.1米。浴场内部以砖墙分隔，按方位可划分为9个区域：中心区域为八边形，其余8个区域两两对称，平面均近方形，外围墙体四壁向上共开有5个出烟口。

浴场遗址为半地穴式结构，由上下两层建筑空间构成。下层基础部分位于现地表之下，为烟道和供热的基础建筑空间，东侧多有破坏，西侧保存状况较好。上层建筑基本位于现地表之上，为洗浴使用的活动空间，大部已坍塌无存，仅西南角保存有高约0.4米的墙体和黑灰色建筑材料抹出的覆盖层。

这种下层以砖砌支撑柱为支架，将建筑分为上下两个封闭空间的建筑方式，在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十书》中称之为“挑空式地板”，即利用支撑柱构建浴场的地下供热系统，在使用时炉灶燃烧的烟火可以通过支撑柱之间的烟道在浴场下层流动，形成“地热”，用以保持浴场上层洗浴空间的温度。

浴场遗址按功能可分为门厅区、工作区和洗浴区3个主要区域。东侧门厅区应是进入浴室的通道，南、北两间房可能与更衣室相连。北侧水井、灶址所在的区域为浴场的工作区，炉灶和烧灶区提供沐浴所需的热水，燃烧产生的烟火通过地热系统维系洗浴场上层空间的温度。位于西北部的水井建于高台，为浴场提供水源；位于东北部的水井开口位置较低，应为浴场的排渗水井。主体建筑是西南侧的洗浴区，根据距炉灶的远近细分为热水室、温水室、冷水室，东北角、东南角可能为更衣室。西北独立空间烟熏痕迹最为显著，可能为浴场的桑拿室或蒸汽室。

浴场遗址内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括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石器、玻璃器和建筑构件等，其中陶壶多单把带流，此类器皿很可能为洗浴时使用的盛水器具。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考古队员确定浴场最初营建于高昌回鹘时期。

西方的浴场建筑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至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共和时期，已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普遍分布。罗马浴场最显著的特点即“挑空式的地热系统”，该结构能够有效保障浴场内的温度。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与扩张，浴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建筑，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分布范围，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在空间分布上，罗马风格的浴场也从地中海沿岸向四周扩散，西至西班牙，东至两河流域，北至英国，南至北非。

唐朝墩浴场遗址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郁的罗马风格，而该遗址出土的各类遗物、墙面的装饰彩绘等又明显具有中原和本地特征，反映了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艺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创新。

考古队员发现，唐朝墩浴场遗址规模较大，建筑规格较高，沿用时间较长，其间又历经多次修缮，作为城市公共浴场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唐朝墩遗址地处欧亚草原内陆地区，夏季炎热，多大风天气，冬季寒冷，无霜期较短，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建设公共浴场就显得合乎情理：一方面可满足城市居民日常清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供往来旅人沐浴休憩。还有一点应该格外关注，高昌回鹘时期佛教盛行，中原地区佛寺中也常建有浴室并向民众开放，因此唐朝墩浴场也可能与宗教活动存在一定的关联。

作为唐朝北庭都护府东路的咽喉要塞，蒲类县的建立是唐王朝巩固边防的需要，更是北丝绸之路和长安至碎叶城，乃至地中海岸的必经之地，既是南来北往物资运输的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样一个位置重要又人来人往的城镇，城市中心是什么模样呢？按照一般唐代县城建制规律，县城中央可能有座鼓楼。但考古队员却在唐朝墩遗址中心发现了一个高高的夯土台基，此台基东西近40米，南北近20米，现存高度2.5米。由于夯土台基地势高于城址地面，常年受到风沙侵蚀，表面堆积着很厚的砂土。

2020年9月，考古队员对夯土台基展开发掘工作。他们对表面砂土进行清理后发现，夯土台基西侧有大面积的土坯块分层轮廓，并且分布很有规律。随着这些遗迹的发现，夯土台基整体形制布局显现：坐西朝东，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内外墙构成回廊。夯土台基北部、东部、南部经发掘清理，露出外墙以内的青砖面及柱础，北内墙两侧壁面也显现连续的壁画遗迹。考古队员最终认定，这个位于城市中心的夯土台基是一处前殿后塔回廊式的佛寺遗址。

佛寺遗址主体结构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约15米，内部西侧为覆斗形塔基，东侧为长方形佛殿，佛殿内部墙面有彩绘壁画痕迹，地表残存部分铺面方砖。佛殿东侧前同样残存铺面方砖，并有南北向排列的柱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建筑风格等方面来看，其始建年代应与唐代蒲类县古城一致，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

遥想那个年代，在蒲类县繁华的中心，人们安宁地生活，佛寺清脆悠长的钟声常伴耳际……

2021年，唐朝墩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转移到佛寺正北方，一处几乎与佛寺并列的高地展示在人们眼前。拂去这处高地表面的砂土，显露出来的是众多的残壁和塌毁的堆积物。考古队员从中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独具景教特色的十字架、权杖、棕枝和“也里可温”榜题等元素，最终将这处遗址指向景教寺院遗址——这也是目前国内科学考古发掘清理出的第一处景教寺院遗址。

景教是唐代时传入我国境内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景教遗存数量有限，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及以东的伊朗、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国内阴山汪古部遗存、泉州和新疆等地也有发现。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4米，墙体向东仍有延伸。主体建筑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空间构成，自西向东依次为长方形中殿、高于中殿活动面的祭台以及南北三间一组的房间。

景教寺院遗址中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主要以陶器、瓷器、骨器、金属器、石器为主，另有少量玻璃器、贝饰、琉璃器和玉器、珠饰、铜屉环等生活用器。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大量珍贵的壁画遗存和少量带有墨书文字的建筑构件。

壁画色彩以红色和黑色为主，另有橘黄色、黄色，并有少量蓝色，同时发现有贴饰金箔片、石珠等饰件的壁画残块。壁画内容较多为供养人形象，与新疆其他地区发现的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在发饰、服饰方面存在较大的一致性，同时发现有一组疑似髡发的小型人物形象，可能与西迁的契丹人相关。由于墙体坍塌严重，多仅保存人物形象的下半身，坍塌堆积中清理出的壁画残块，以人物、植物、服饰、纹饰等图像为主。

最完整的一幅壁画在北组中殿高台东面南侧的墙体上。画面主体为一位骑马的圣像，人物身着华服，饰有飘带和铃铛，带祥云十字架帽冠，手拉缰绳，身体右侧有红色权杖。画面中另绘有莲花、绳结等装饰纹样，整体画风精细华美。

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考古队员判断，景教寺院遗址自始建后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主体年代应在高昌回鹘时期，高昌回鹘晚期曾遭受人为破坏，至元代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修复重建，14世纪再次因人为破坏而废弃。

再看壁画上的人物，形象丰腴饱满、笔触圆润柔和，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高昌回鹘对唐代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同时壁画的题材既有与佛教壁画相似的供养人、祥瑞纹样等内容，也有独具景教特色的十字架、权杖等元素，体现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交流、融汇与创新。

一座唐朝所建的小城，既有唐代院落，又有罗马式浴场、佛教寺院、景教寺院，这仅仅是在不到整个城址十分之一的发掘面积中展示出来的景象，却为研究天山北麓唐到元时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总的来说，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唐至元代天山北麓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元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更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北道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等问题，以及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唐朝墩考古队提供。本文今日同步刊发在《中国民族报》，敬请关注。）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