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浩如烟海，为什么要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那么，各民族都有哪些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这些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又是如何形成的？在当代社会，我们该如何突出和强化这些中华文化符号？近日，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方李莉接受“道中华”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巨型花果篮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祖国的深深祝福。（民族画报记者 滕俊 摄影）

记者：您的研究方向是艺术人类学，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创新性转化方面颇具有较多研究。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有哪些？

方李莉：中华文化符号是复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类理解、分层理解。

我的理解，按类型可以分成六类：环境景观符号、生产劳动符号、文字语言符号、生活习俗符号、社会制度符号、历史文化符号。

按层级可以分为三层，最顶层的层级是一体的，越到下层越多元。文化符号的分类层级呈金字塔形状。第一层级为总概性象征，可以定义为是一个国家的总标识。这种总概性象征还包括国徽、国歌、党旗等代表国家意志、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象征意义的符号。第二层级是关键性象征符号，包括长城、天安门、故宫、黄河、长江、大运河等，这是属于全国各族人民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第三层级是地域性象征，是属于地方性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如蒙古包、大草原、坎儿井、竹楼、马头琴、麦西莱甫、泼水节等。

黄河被称为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图为黄河壶口瀑布景观。（民族画报记者 滕俊 摄影）

故宫及其收藏的文物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承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图为故宫雪景。（民族画报记者 滕俊 摄影）

热闹的泼水节。（民族画报记者 滕俊 摄影）

鼓楼与风雨桥。（民族画报记者 滕俊 摄影）

记者：中华文化符号的确是个复杂的系统。那么，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方李莉：我们之前研究各民族的特殊文化符号，而忽视了各民族的共享文化符号。个体生活在社会集体里，而集体意识的形成则依赖于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可以源远流长，就是因为有共同生活基础，并在这些基础上产生了共同的文化符号。

长城秋色。（民族画报记者 滕俊 摄影）

比如说，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地理空间，共同的地理空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性、一体性的形成。我们的国家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中华民族也形成了一个“天下”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概念。

比如说文字。秦代的“书同文”就是把通用符号统一为一个标准，实现了文字的统一。

比如说血缘。北方诸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不断输入新的“血液”，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而且，我们还要看到，汉族也在不断为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通过长期的交往和通婚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血缘关系。

再比如说经济。由于牧民们生活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极小部分来自于在大小绿洲里建立的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依赖于农区。一个渠道是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另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这就形成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基础。

当然最重要的，是文化的涵化。当时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以夏变夷”，就是一种文化涵化的过程。

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是几千年交往中产生的，共享的文化符号是集体记忆。在中国，完全孤立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都既有本民族特殊性的文化符号，也有共享性的文化符号。在物质符号方面，大家都使用类似的生产工具。在精神方面，各民族也有很多共同点，大多数民族有祖先崇拜的世界观。同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还会相互影响，比如我之前研究苗族文化时，就发现苗族的物质文化受汉族影响比较大，而葬礼等仪式文化则受彝族和布依族影响较大。

舞龙是深受多民族群众喜爱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民族画报记者 滕俊 摄影）

记者：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各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是各民族紧密联系的精神密码。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符号？

方李莉：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可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起来。具体来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保存，就是完完整整记录下来保存在数据库里；另一种是传承，就是根据社会客观情况进行创新。

文化符号的载体是人，人会发生变化，文化符号同样也会变化。但是，即使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符号依旧可以葆有生机。即使现代化发展程度已经很高了，传统的文化符号也不会完全消亡，反而会出现创新式发展。

我的家乡景德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研究景德镇了。最开始，我带着一些伤感来研究，因为我认为景德镇有很了不起的历史，却日渐没落了。中国古代重道不重器，认为陶瓷工匠们的手艺是雕虫小技，文人不屑于去记录工匠，所以历史上对这些工匠的记录很少。我当时想着，现代化发展对景德镇传统陶瓷技艺影响很大，再没有人去记录，可能这些工匠就会被彻底遗忘。但当我真正开始深入研究时，却发现传统工艺并没有消失。改革开放以后，景德镇打开了新的市场，很多城乡交界处的村庄出现了手工作坊，这些手工作坊主要做仿古瓷。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人们的购物需求包含很多感性消费。如果真从实用主义考虑，这些工匠手工生产的瓷器可能性价比还不如机器生产的碗和盘子，但这些手工生产的瓷器背后蕴含着丰厚的情感和文化价值，因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近几年，景德镇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瓷器集市大量出现，消费者可以直接和瓷器生产者见面，瓷器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要求进行个性化创作。大量美术院校的学生毕业后也来到景德镇，成为“景漂”。这些学生不仅懂艺术，还懂得新媒体营销。他们在移动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观众直接在网上下单，瓷器厂流水线的工人变成了自由劳动者，传统瓷器在景德镇实现了传统转化式创新，焕发了新的生机，赋予传统文化符号以新的生命。

因此，各族人民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也是在不断地被创造，被传播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新创造出来的文化符号随着贸易交流和图像传播，不仅被中华民族所共享，也被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所认知，共享的人越多，传播的地域越广，文化的穿透力才越强！

中国非遗项目剪纸深受海内外群众喜爱。（民族画报记者 滕俊 摄影）

受访者简介：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英国杜伦大学客座高级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出版有十余部专著，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近200篇，承担过多项国家重大及重点研究项目。多篇论文和专著被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等不同国家的文字并出版，曾被应邀到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不同国家的大学做学术讲座。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