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将自己的出生地改为寺庙，藏着怎样的抱负？

位于北京紫禁城东北方的雍和宫，以其多民族建筑风格融合的皇家宫院气派，佛寺丛林的庄严肃穆和精美神秘的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吸引着五洲四海的香客宾朋。雍和宫曾为雍正皇帝的行宫，将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是乾隆皇帝继位后的一大举措。那么，乾隆帝为何要将先帝的行宫改为寺庙呢？这背后是清代“大一统”的抱负，蕴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

据《清宗人府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皇帝谕宗人府给诸位太子册封分府，当时皇四子允祯（胤禛）按照贝勒身份，分得了一处明代内宫监房作为“祯贝勒府”。15年后，允祯晋升为“和硕雍亲王”，贝勒府随之升格为“雍亲王府”。又过了13年，皇四子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他原来的亲王府改为行宫，赐名“雍和宫”。而由行宫改为寺庙，则是乾隆皇帝即位后的一大举措。

乾隆为什么要将先帝的行宫、自己出生的地方改为寺庙？这还得从康熙说起。

康熙皇帝8岁即位，在位达61年，前所未有。其间三征噶尔丹，牢牢守住新疆；进兵西藏打败准噶尔部，维护了西南边疆统一；进剿台湾、激战澎湖，完成统一台湾大业；收复东北雅克萨，巩固了东北边疆。大一统是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天命，实现大一统是中国历代政治家的至高追求。对于怎样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康熙自有独到见解。

康熙三十年（1691年），古北口总兵蔡元提出维修长城，但康熙认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彻底否定蔡元的提议，并将这个道理“谕九卿知之”：长城延袤万里，养多少兵，花多少钱方能守住？“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放弃兴工劳役修筑长城，以长城内外为一家，以人心为屏障，构筑巩固的疆域。同样，在西南边疆加速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形成大一统的“因俗而治”、治国与治边一体的方略。

上奉天道、下顺民心，无隔夷夏、柔服四裔，是历史上成功治理的经验。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建立，雍和宫由行宫改建为皇家寺院，都是康熙 “不修长城修关系”理念的体现。正如康熙皇帝的诗句所写：“天下一家无内外”“内外绥怀一体中”。（《出塞》《赐宴诸蒙古》）

乾隆皇帝继位的第九年（1744年），雍和宫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清廷拨国库巨资，由雍正皇帝谕封的国师三世章嘉活佛主持宫改庙的建设。乾隆在《雍和宫碑文》写道：雍和宫是先帝登极前居住的福地，也是自己降生、进用、继承帝业的地方，按祖制：帝王成大业后的行宫多应尊奉为佛地。

清廷用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了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基本建制。中路六进大殿，殿门楣之上的匾额均由乾隆亲笔所书。宫改庙后的大门不叫山门，而称“昭泰门”；天王殿不称天王殿，而称“雍和门”；大雄宝殿也不依佛寺称号，仍称为雍和宫；三座牌楼上也有乾隆御笔牌匾，上书“寰海尊亲”“十地圆通”等。

雍和宫行政管理规格也很高，直属理藩院，官员称“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清政府在雍和宫设有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3个机构，城内八旗军则承担雍和宫的保卫工作。可见宫改庙不只是为崇奉先父，而是更大的手笔，承载着治国安疆的政治抱负。

乾隆继帝位时，虽然大规模军事斗争已结束，但清王朝仍面临巩固边疆、维持政权统一的严峻考验。当时西藏政局仍时有不安，地区治理中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对此，乾隆给予极大的关注，耐心地处置有关西藏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一是始终强调“卫藏久隶版图”，西藏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二是“卫藏为黄教兴隆之地，内外诸蒙古，无不以是为宗，所关事体大。”所以，“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成为当时清中央政府对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而治”的重要方略。

施策需要人才，满汉官员远远不够，就需要一批在京听命于朝廷，赴蒙藏地区能为朝廷办事的高层僧人，他们“尊国政、谙例律、知举止”，又能在民族地区影响广大信众。所以雍和宫第一任主持是国师章嘉活佛担任，僧人导师则从拉萨三大寺选18位高僧担任，僧人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挑选。

雍和宫改建藏传佛教寺庙后，即在西藏引起强烈反响。七世达赖喇嘛不惜重金从尼泊尔购得整根白檀木运往北京，由皇宫造办处雕制成总高26米（地上18米，地下8米）的站立式弥勒大佛，现存于万福阁大殿，是游览雍和宫必看的“三绝”之一。六世班禅上书乾隆皇帝，感谢建立雍和宫寺庙，并在扎什伦布寺举行盛大法会，诵经祈祷。乾隆心愿符切，为雍和宫赐藏语名称：“甘丹金恰林”，意为壮丽辉煌之兜率宫，人间之天上宫殿。

雍和宫地位显赫，在蒙藏地区形成很高的声望，在内地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管理京师、承德、五台山政教事务的中心，也成为朝廷培养民族宗教人才的基地。如公元1777年，八世达赖喇嘛年幼，摄政第穆活佛圆寂，乾隆即钦派当时的雍和宫堪布策默林回西藏接任摄政之职，历时9年。所谓“十地圆通”既有佛教的寓意，也是雍和宫联通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交互四面八方的写照。

雍和宫大殿前有一碑亭，亭内立一高6.2米、每面宽1.45米的方形石碑，四面分刻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的碑文《喇嘛说》，碑文汉文正文加上夹注双行小字共2400多字。《喇嘛说》碑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碑刻汉字是乾隆本人的工笔楷书。此碑至今保存完好。乾隆撰立此碑时，已年过八旬，“近归政之年”，刻碑立宫是为了警示后人后世：“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乾隆即位不久就决心：“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生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被害，乾隆派兵入藏，他抓住这个“处置转关一大机会”，废除藏王制设，立四噶伦（三僧一俗）分理政务，加强驻藏大臣权力。乾隆五十三到五十六年（1788-1791）廓尔喀两度入侵西藏，乾隆再度派兵进藏，击退侵略者，并对里应外合的僧人首恶，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押解京师治罪，显示“依法治教”，同时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整顿藏政，使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制度更加完备。

《喇嘛说》即写于这个背景下，成为之后制定颁布治藏章程的依据。特别是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设计，碑文作了论述：“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若没有转世，广大信众无所归依，所以“不得不如此耳”。这就是将百姓的信仰、宗教的传承与社会的稳定综合在一起考虑，在大一统下实行“因俗而治”。一方面对“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另一方面，“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宏宣德化以尽怀柔之道”。

《喇嘛说》还进一步分析道：活佛转世制本是宗教制度，但蒙藏地区许多宗教领袖又管理世俗事务，背后还有政治势力的活动，在派系众多等复杂情况下就产生严重弊端，政教势力操纵，出现“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的作弊私授现象。对此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

乾隆皇帝还想了一个办法：由朝廷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送拉萨，置放在大昭寺，用于西藏的活佛转世；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为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活佛转世之用。碑文还具体写明：西藏活佛圆寂要选转世灵童，仍按宗教仪轨进行，但要将各方面寻访到的候选儿童的名字，用藏、满、汉文写在签上，每童一签，贮于金瓶内，由在世大活佛会同驻藏大臣，在僧众面前举行掣签仪式，选出一名作为转世灵童。雍和宫的金瓶掣签，由理藩院官员会同雍和宫扎萨克喇嘛共同举行。最终选出的转世灵童，要报请中央政府批准。

《喇嘛说》撰文立碑后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制定出全面管理西藏的章程和实施细则，即《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就是确立金瓶掣签制度。

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多年，金瓶掣签确定转世活佛已成“历史定制”。历尽岁月沧桑，雍和宫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见证。今天的雍和宫作为北京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和旅游景区，继续在增进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牛颂，北京雍和宫管理处原主任、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原馆长。曾任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正局级专职委员，北京民族电影展主席、艺术总监。著有《中国全史·元代军事史》《中国藏传佛教著名古寺雍和宫》《全球化与民族电影》《大于电影的电影》。主持项目：《北京地区少数民族古籍珍本丛书》总主编，北京《民族志》《宗教志》主编。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