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畏兀尔人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成为中华民族重要遗产
中华民族有着璀璨的农耕文明史,更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顺应天时、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这其中除了亿万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耕耘之外,更离不开历代农学家撰写出一部部农学著作,以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着更多的农户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而生活于元代的畏兀尔人(今维吾尔族前身)农学家鲁明善,便是其中之一,他所著《农桑衣食撮要》大力提倡兴农固本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鲁明善出生于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境内,父亲迦鲁纳答思是一名通晓天竺(今印度)诸国语言的翻译学家。而正是源于这一特长,迦鲁纳答思被举荐给了元世祖忽必烈。
迦鲁纳答思抵达元大都之后,不仅很快便完成了相关经书的翻译工作。更在无意中成为了忽必烈的外交顾问。当时有一个名为“星哈剌的威”的南亚国家,联络二十余个部落前来朝贡,却因为语言不通而令场面十分尴尬。关键时刻,忽必烈命人请来迦鲁纳答思。而迦鲁纳答思也不负众望的当面完成了国书的翻译工作,一时间“诸国惊服”。
这一时期,鲁明善也跟随父亲从高昌来到元大都,自幼聪慧的他很快便熟读了《曾子》《子思子》等汉文典籍。正是发现迦鲁纳答思除了在外交领域有所建树之外,家庭教育也做的如此不错,忽必烈任命其为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前去指导自己的皇太孙铁穆耳。
据说铁穆耳从小就酷爱美食,以至于体重超标。忽必烈为此甚至揍了他三次,要求他节食减肥,但是作用却不大。于是只能派御医日夜监视,每次铁穆耳用餐一旦超标,就要击杖为号。减肥的痛苦,加上一个内侍的引诱,铁穆耳又染上了酒瘾。好在迦鲁纳答思到来之后采用了循循善诱的方式,最终才令铁穆耳“节饮致戒”。
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之后,铁穆耳顺利登基。为了报答迦鲁纳答思对自己的教导之恩,特意加封其为荣禄大夫、大司徒。而鲁明善也在此时成为了一名内廷“必阇赤”(书记官)。
临行之前,元仁宗特意对鲁明善说:“尚方有白玉之鞍,尝赐尔父乘之,今以付尔”,又以自己的“御服”赏赐鲁明善,希望他“以传子子孙孙,于方来使毋忘也”。元仁宗为什么要对鲁明善如此看重,这其中固然有“思其父怜其才”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元朝刚刚经历前任元武宗长达四年的乱政,大范围地封官赏赐,不仅令国库空虚,更使各地民生凋敝。因此元仁宗急切的想要树立出一个模范区域,以便向全国进行推广。
鲁明善领受了这份责任,随即便在安丰路大展拳脚。他在当地修建学校,并率自己的师门弟子前往讲课,并亲自修撰农书,以鼓励粮食生产。并改革了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劳役和诉讼制度,以达到“从义役而民力始均,理狱讼而曲直立判”的效果。正是由于鲁明善的为政举措得到了百姓一致拥护。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桥梁、驿站、官舍、医馆的修建都井然有序,出现了“民不告劳”的良好局面。
鲁明善在安丰路虽然仅仅任职了一年,但其施政的成绩便得到了元仁宗的首肯。甚至感叹他的成绩“非文吏所及”。并为此改变了元朝官员在一地必须任期三年才能升迁的祖制,直接擢升其为太平路“达鲁花赤”。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和安丰虽然同为“路级”行政单位,但太平路辖境相当今安徽马鞍山、当涂、芜湖、繁昌等市县地,与金陵仅一江之隔,对元朝而言显然要比安丰路重要的多。
元仁宗之所以如此看重鲁明善,除了其个人才能的确出众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通俗易懂,具备很强的传播性。
《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成于元仁宗延祜元年(即公元1314年),首刊于安丰(今安徽寿县)。至于编撰此书的目的,根据鲁明善的幕僚张栗记载,是因为以往的“务农之书,或繁或简,田畴之人,往往多不能悉;有司点视虽频,劳而寡效”。而当时情况的确如此,元初官修的《农桑辑要》,总计7卷,全书6万多字,实际上是一部历代农书的资料摘抄汇编,显然不利于识字率不高的普通百姓的阅读。
为了便于敦促和指导当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鲁明善决定自己编写一部农书。同《农桑撮要》和《农书》相比,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对农事活动的讲解更加明晰、生动,这或许是其能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全书篇幅适中,便于庄稼人阅读,全书分上、下两卷,共约11000多字,但记载的农事活动却有208条,内容非常丰富。
如鲁明善对南方主要农畜—水牛的生活习性十分熟悉。因此在《农桑衣食撮要》中特别提到:“水牛夏间下水坑,不可触热,冬间要温暖,切忌雪霜冻饿。”安丰路位于河南江北行省的东南部,主要生产稻、麦。此外,这里的水资源丰沛,便于饲养水禽。《农桑衣食撮要》中便有“盐鸭子”“收鸭鹅蛋”等条目。
江淮地区,竹、笋较多,《农桑衣食撮要》涉及竹、木栽培的条目有:四月“做笋干”“煮新笋”,五月“移竹”,八月“锄竹园”。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农桑衣食撮要》涉及茶树种植及茶叶加工的记载就有“种茶”“摘茶”等。
鲁明善不仅介绍农业生产具体措施,还特别强调如何收到良好效果。如“收小麦条”说:“麦半黄时,趁天晴着紧收割,过熟则抛费。每日至晚,载上场堆积,农家忙并,无似蚕麦,若迟慢遇雨,多为灾伤;又秋天苗稼,亦误锄治。”这些话不仅简明易懂,而且态度亲切、和蔼,达到了循循善诱的目的,应该说鲁明善是一位关心民生,处处为民众着想的地方官。
鲁明善还特别关注蚕桑生产经验的总结和传播。全书反映农事活动的纪事共二百零八条,其中记载养蚕和栽桑内容的约十条,诸如“栽桑树”“修桑”“修蚕屋”“织蚕箔”“压桑条”“养蚕法”“斫桑”“栽桑”“浴蚕连”“捣磨干桑叶”等,表明鲁明善对蚕桑业的生产非常重视。元代有“桑叶可饲蚕,有数种”的记载。
养蚕需要桑叶,必须要种植桑树。因此中国古代常以“农桑”并称,元代自然也不例外。鲁明善记载说:栽桑要“掘坑深阔约二小尺,却于坑畔取土粪和成泥浆,将桑根埋定,再用粪土培壅,微将桑栽,向上提起,则根舒畅,复用土壅与地平,次日筑实,切不可动摇,其桑加倍荣旺,胜如春栽”。若非作者亲身实践或亲眼目睹桑树种植的全过程,恐怕很难写出如此详细、完备的栽种流程。
元代是继唐朝之后文化交流的又一盛世。有学者将《齐民要术》与《农桑衣食撮要》等元代农书所记载的农作物粗略加以比较,发现新增加的作物种类约有50多种,说明从公元6世纪到14世纪的800年间,植物栽培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引进的一些作物开始在黄河流域得以种植和推广,如菠棱(即菠菜)、莴苣、菪蘧、茴香、罂粟等,更可作为文化交流的见证。
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除了按时令记述不同时段的农事活动外,还特别关注民间日常生活必备的副食品加工、衣物保管、养蜂采蜜等知识的总结和传授,即便是在今人看来,这些内容仍不过时,依然珍贵。毛毡制品,是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工艺,同时期的农书几乎对此鲜有涉及。鲁明善在书中详细介绍“虫不蛀皮货”“虫不蛀毡毛物”的具体方法:“用莞花末掺之,不蛀。或以艾卷于皮货内,放于瓮中,泥封其瓮。或用花椒在内卷收亦得”。
众所周知,农历四月,江淮地区逐渐进入梅雨季节,衣物、尤其是皮衣、毛毡类生活用品极易发霉变质,难以保存。鲁明善建议将“莞花末”“艾”“花椒”和“角黄”(又名“黄蒿”)播入皮货或毛毡内可预防虫蛀。笔者查检《〈本草拾遗〉辑补》《千金翼方》《本草纲目》等相关记载,“莞花”,又名“芫花”,为瑞香科植物芫荽的花蕾,具有辛香驱虫的作用。艾草,为菊科植物,因其具有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又名“艾纳香”。我国自古有在农历五月初五将艾悬于房门上方以避邪祛秽的民俗。倘若鲁明善对上述植物的属性和功效全然不知,则很难提出以上独到的识见。
在元代社会生活中,盐、酱、醋、油、蜜是食品加工时不可或缺的调味品。除了用盐腌制各种咸菜外,人们还用它腌制咸鸭蛋。鲁明善记载说:农历十一月可以腌鸭蛋,具体方法是:“自冬至后至清明前,每一百个用盐十两,灰三升,米饮调成团,收干瓮内,可留至夏间食”。鲁明善笔下的醋种类较多,有麦醋、老米醋、米醋、莲花醋,作者分别介绍其制作方法、注意事项,语言简洁,极易掌握。
鲁明善也吸收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经验,在《农桑衣食撮要》中,将如何栽种葡萄、种植棉花、酿造苏酒、晾晒干酪之法一一收入,为我国农学增添了新的内容。鲁明善在其农书中,既不引经据典,也不咬文嚼字,而是简明扼要地记下一种(或两种)在本地区现时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
然而,这样一位富有才能的农学家在元仁宗病逝之后,政治上便没有了太大的作为。他虽然一生作过安丰、太平、池州、衢州、桂阳、靖州的地方官,有“连领六郡”的美誉,却终究未能挽救元朝的衰亡。但他所撰写的《农桑衣食撮要》却足以流芳后世,为万千农户提供指引,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作的评价:“(鲁)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列,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亦可谓能以民事讲求实用者矣!”
明朝建立后,农业生产经过几十年战乱,破坏殆尽。当朱元璋发现《农桑衣食撮要》后,如获至宝,下令由朝廷出钱向全国推广,要求所有地方官员人手一本,并以此书为教材,纳入到朝廷官办学府之中。
也正是在《农桑衣食撮要》的推广以及指导下,明朝才从战乱时期的农业现状中恢复过来,并且为明初农业政策的实施与制定,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使得明朝农业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步入正轨,再也不复元末时期漫山遍野的饥殍之相,这个新的朝代也开始迎来属于自己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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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