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等待：神秘西夏陵何以成为西夏绝唱

作家唐荣尧在《西夏王朝》中这样写到：“贺兰山横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之间，从高空中俯瞰下去，贺兰山麓有一大片锥形的巨大土堆，在风沙中静卧了千年，连当地人也很少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更少有人知，在这些巨型土堆下面，又会埋藏着什么？”20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开展，神秘的面纱不断展现在世人眼前。跨越千年，这些充满神秘的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此，中国民族报“道中华”对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王昌丰研究员进行了专访。

西夏是我国十一世纪初以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西夏语为“大白高国”。1038年，李元昊建都于兴庆府（今银川市兴庆区），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攻灭，立国190年，共传十帝。西夏灭亡后，元朝脱脱在修前代史书时唯独没有修撰西夏史，加之所留史料的匮乏，西夏历史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但西夏陵的发现却对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关于西夏陵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史·夏国传》，分别记载了9座帝陵，即太祖李继迁裕陵、太宗李德明嘉陵、景宗李元昊泰陵、毅宗李谅祚安陵、惠宗李秉常献陵、崇宗李乾顺显陵、仁宗李仁孝寿陵、桓宗李纯佑庄陵、襄宗李安全康陵。但这些帝王墓葬具体在哪里，《宋史·夏国传》没有交代。在《弘治宁夏新志》中这样记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可以看到，此时的西夏陵已被盗掘了。同一时期，明代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冢谣》也有记载：“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形象地描述了西夏陵墓群高低错落的景象。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意外地发现了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西夏王陵建筑群。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已在这里静静地沉睡了千年之久。随着宁夏文物考古专家的考古发掘，才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西夏王陵营建年代大约为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陵区位于宁夏银川平原西北部，南起贺兰山榆树沟，北迄泉齐沟，东至西干渠，西抵贺兰山下，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10多公里，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目前发现有9座帝王陵、271座陪葬墓、1处大型建筑遗址（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以及多座砖瓦、石灰窑址，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可以看到，陵墓建造风格吸收自秦汉以来，唐宋皇陵之所长，又受佛教建筑影响，构成中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通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与调查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西夏陵区陵墓分布状况与西夏陵园建制特征，根据自然地形和陵墓分布，从南向北依次分成四区。按陵区地貌和陵墓遗存相对集中的格局，每座帝陵都是坐北向南，呈纵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规模同明十三陵相当。

根据研究，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同时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西夏文化遗址之一。

一区位于陵区南部，有1、2号两座帝陵，陪葬墓62座。两陵南北相距仅有34米。二区位于陵区中部偏南，有3、4号两座帝陵。而3号陵面积最大达15万平方米，是西夏陵九座帝王陵园中占地最大和保护最好的一座，考古专家推测其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泰陵”。三区位于陵区中部偏北，是陪葬墓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有5、6号两座帝陵，陪葬墓多达108座。四区位于陵区北部，有7、8、9号三座帝陵，陪葬墓18座，并有西夏祖庙一座。

其实，从西夏陵选址来看，之所以选择在此，是有很大考虑的，一是因为符合古时阴阳风水中所讲的“前有饮马塘，后有跑马岗”的上吉之地说法。另一方面便是地势的优越，陵区位于贺兰山中段南段东侧，为山前洪积扇地带，遍地的砾石，粗砂地面承载力大，排水条件良好，也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西夏陵之所以历经千年的风雨，依然默默的矗立在贺兰山脚下，除了选择有利的地理地形条件外，还在于其成熟的夯土技术。可以说，成熟的夯土技术是西夏陵建造的最富有特色的基础，整个陵园的营造工程中，夯土量约占工程总量的50%，砖石工程量仅占工程总量的35%，木作量约占工程总量的15%。实心夯土建筑外表粗糙，之后用麦秸泥抹平，然后用细泥加入赭红颜料搅拌成红色涂抹于墙壁上，从而使墙壁成为赭红色。

故陵墓历经千年，上面却很少长草，这也和其成熟的夯土技术有关，密实的夯土结构使得植物根系难以维系，无法生长。

西夏王陵是我国200多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唯一以单一的帝王陵墓构成的景区，它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作为皇家陵园，可以说是研究西夏陵园制度进而解读西夏社会历史最好的资料，整个陵区几乎可以让我们看到西夏社会的一个缩影。

陵园每座帝陵都由月城和陵城相连组成，平面呈“凸”字形状，陵园内单体建筑角台、阙台、碑亭、献殿、陵塔及附属于陵城门的门阙和角阙的平面分布基本相同，形成西夏陵园群体建筑的基本格局。西夏受中原唐宋文化影响尤为深远，在帝王陵寝制度上，西夏自然也受到了唐宋王朝的影响，故有“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的记载。其实西夏陵对唐宋陵寝制度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它摒弃了唐宋陵园诸多繁冗之处，又受到佛教建筑的巨大影响，使中原文化、佛教文化、党项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封建陵寝制度。

大量文物古迹以其丰厚的西夏历史文化沉淀、重大的文物价值和独特的建筑形制，集中反映了西夏历史文化特点，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西夏文化的博大宝库。

九座帝王陵园的空间布局体现着陵园的建造次序，陵园形制呈现出愈随型愈靠前，愈规矩愈靠后；陵园建筑元素愈简约愈靠前，愈多样愈靠后。从已发掘陵墓情况可以看到，陵区陵墓排列等级森严，不仅帝陵与陪葬墓之间区别十分明显，陪葬墓之间的差异也很悬殊。

帝陵城墙外表涂抹一层赭红色细红泥装饰，陵塔、献殿及角阙建筑铺设板瓦和筒瓦及相关建筑构件。而陪葬墓最高规格也仅有碑亭、城墙及墓冢组成，且建筑构件一般是红陶制品。

目前只有6号陵是唯一经过正式发掘的帝陵地宫，通过发掘，我们发现6号陵地宫为多室墓洞，地宫由墓道、甬道、主室和东西两侧墓室组成。该墓曾被盗掘过，所以在墓室内考古发掘的东西并不多，主要出土了一些铁制品和陶瓷残片及其一些金银饰品等。

自发掘以来，陵区发掘出了众多文物古迹遗存，包括瓦当、滴水、鸱吻、残碑石刻、力士碑座、陶瓷制品、泥塑、钱币等等。其中在101号墓出土的鎏金铜牛最为精美，显示出西夏高超的铸造工艺水准，堪称西夏罕见的艺术精品，因此也被定为国宝级文物。还有6号陵出土的一件高1.52米琉璃鸱吻，保存相对完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再者就是力士志文支座，雄宏粗犷，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文物从侧面也反映出西夏时期建筑工艺水平及其文化内涵。

西夏王陵构成了我国帝王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石刻造型和艺术风格既有唐代石刻的厚重，又有宋代的细腻和严谨。跪卧式的石马、石羊，奇特的人像碑座都是唐宋陵园中少见的，具有明显的西夏陵特色。

而西夏陵寝制度又借鉴、融入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陵园之规制、因素，陵园形制是以唐宋帝陵陵园建筑平面布局为蓝本，输入与糅合中原传统的祠庙建筑祭祀功能，建筑形式又接受、采纳了佛教建筑之影响、装饰，引进和契合佛教寺塔建筑格调，从而自成为“陵、庙、寺”于一体的建筑规制，与之相适应的丧葬习俗，就是集羌俗、汉俗、佛俗于一身，反映了中原传统文化与西夏民族文化在陵寝制度方面的交融，令人耳目一新。

西夏王陵在我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与唐宋陵同样占有重要地位。透过西夏王陵，使我们领略到西夏特色的建筑艺术成就，对西夏时期建筑工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增添了可圈可点的一页。也正因其独特性，1988年，西夏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以来，西夏陵区更是在全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未来，学者们将继续根据现有资源与技术，加强各学科交叉交流，多方位开展研究工作，不断拓展深化对西夏历史文化的认识，并进一步通过1908年发现的黑水城文献，以期不断揭开西夏历史文化的神秘面纱，做好神秘“西夏学”的探源，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受访者简介：

王昌丰，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长期从事西夏陵的调查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等工作。在《敦煌研究》等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等重大课题。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优秀人才突出贡献奖，全国文物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