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内外都是家：“闯关东”圆梦第二故乡|道中华

十几年前，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火爆全国、反响巨大。该剧塑造了山东人朱开山一家去关外讨生活的艰辛群像，他们成为了近代重要移民潮“闯关东”的典型人物缩影。“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影响巨大的历史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移民壮举。

“闯关东”不仅为以山东人为主的几千万华北人赢得了新的生存空间，也为后人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生动演绎了长城内外的社会与文化互动，书写了一部移民的艰辛创业史。正是这长达三百年的关内关外移民浪潮，使得“闯关东”人，迁移到富饶的东北地区创业谋生，圆梦第二故乡。

清顺治八年（1651年），华北平原发生非常大的旱灾，灾区主要集中在河北顺德府（今邢台市）、河间府、正定府（今石家庄市）等八个府。为缓解饥荒，清政府便允许灾民移民至辽宁的沈阳、锦州等地。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凡移住之农民，每月供给食粮一斗，每垧垦地给种子六升，垦民每百人贷与耕牛二十头，其中食粮、种子于秋收后，如数归偿。”鼓励并动员关内包括中原地区的农民到东北垦荒居住。

文献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自广宁(今辽宁北镇市)至山海关，流民络绎，问其所向，则皆曰：‘移居沈阳’云。”反映了当时移民实况。经过多年移民，辽东地区土地得以开发，人口大增，形成了辽东（以大连、丹东为中心）、辽西（以锦州为中心）、辽北（以沈阳、辽阳为中心）几个移民区，而移民主要来自今山东省。

康熙七年(1668年)，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子弟生计，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取消了“招垦令”，反而实行起封禁政策。故康熙八年（1669年）以后，再移民山海关以东者，便被称之为“闯关东”了。然而封禁政策并没有束缚住老百姓奔寻幸福的步伐，此后“闯关东”者屡见不鲜，“闯”了近200年。

鸦片战争后，清廷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日益减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的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在关东局部地区驰禁放荒，鼓励移民实边。而自1669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百多年间，黄河下游地区灾荒连连，不是旱灾，便是水灾，清王朝无暇顾及灾民，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关东。从1860年之后移民东北，老百姓虽不用“闯”了，但习惯上仍称之为“闯关东”，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东北全部开禁。

宣统二年（1910年），关东总人口已达1800余万。而到1949年增加至近4000万，38年间，增加了2200万，光山东省平均每年就有48万人分别从陆路、海路涌入辽阔的东北大地谋求生存。

“闯关东”以今华北地区及东北地区地图为主：

海路：山东半岛沿海居民，以烟台、威海等为主要出海口，泛海到达大连、丹东，并进而延伸到东北各地；

陆路：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各地群众经山海关出关到达东北各地，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地。

“闯关东”与发生在西部的“走西口”移民潮，多是清代以来自发的移民活动，少数则是政府招募行为。纵观历史上的移民方式，从南往北多为中央政府行为，如秦始皇夺取了鄂尔多斯、包头、巴彦淖尔等地，时称“河南地”，设置了44县，“徙谪戍”，就是政府将犯了罪的人迁移过来耕种，这是一种从南向北的移民，历史上类似这样的移民，在汉代、唐代仍有。但也有从北向南的移民，如匈奴在东汉末年时不断向南迁徙，一直迁到山西离石、临汾等地。北魏的拓跋鲜卑也从北向南迁移，迁到今天的大同后又南迁至洛阳。西晋末年、金统治末期等，都发生了因战乱，由北向南的人口迁徙，当然最出名的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

然而，历史上不管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抑或是从西向东、从东向西的迁徙活动，主要原因多为迁出地人口相对密集，自然条件无法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而迁入地又恰好人口相对稀少。有趣的是历史上从南向北的人口迁徙，从未越过长城，“闯关东”以及后来的“走西口”则都是越过了长城的大规模自发移民潮。

长达三百年之久的“闯关东”，孕育了“闯关东”精神，既是中国东北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在漫长的移民岁月中，一代又一代的“闯关东”移民们为了美好的未来前仆后继，体现着顽强拼搏的精神。“闯”是移民关东的鲜明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先民积极开拓、穷则思变的创业精神。“闯关东”者用他们的勤劳和聪慧，在今天的东北（包括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四盟市）大地上创造出了让本地人都不敢想的生存奇迹，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深藏着许多辛酸的故事。

日本学者小越平隆所著《满洲旅行记》中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奉天（今沈阳）入兴京（应是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生动地记叙了“闯关东”的艰辛旅途。

许多“闯关东”移民“挑起箩筐，一头放孩子，一头放锅子”，前往东北地区垦荒。东北的冬天极为寒冷，路上常见有冻死者，海路乘船也会发生因人多而沉船致死者，甚至还有半路被虎、熊等野兽咬伤、咬死者。总之，“闯关东”之路充满了凶险。

“闯关东”移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天）锦（州）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并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他们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娴熟的种植技术，在东北地区开荒，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原先东北地区耕作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改进，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发展。

“闯关东”至东北者多为山东籍的移民，有汉族，有回族等。1860年以后，由于朝鲜半岛大旱，许多朝鲜族民众也到关东地区谋生。东北地区原来的居民以及旗人，以包容的心态允许这些移民们进入本地，进入满族龙兴之地开荒垦地，最终融入当地，东北地区也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闯关东”也体现着各族民众团结互助、和谐相处的人文精神，彰显了艰苦奋斗中的民族大融合。

一部“闯关东”便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大批“闯关东”移民在东北开荒并安家置业，中原文化的要素得以在白山黑水间生根发芽。至今，东北人的方言中仍保留了大量山东方言元素，又糅合着不少满语词汇，但听起来又和山东方言有很大不同，形成了新的语言元素。

东北民间产生的文化娱乐等活动与“闯关东”移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脍炙人口的东北“二人转”便是代表，它起源于河北地区的“莲花落”，随着“闯关东”移民，产生了诸多表现当时“闯关东”场景的二人转作品，如《跑关东》《一枝花捎书》等，经过不断发展，深受观众喜爱。随着关内移民的脚步，中原各地的民间习俗等也深入关外；东北满族传统婚俗盛行“收继婚”，中原移民则对这一习俗进行抵触，在与汉民频繁交往中，最终满族逐渐取缔了收继婚的陋俗，实现“行辈不一，不准通婚”；中原的丧葬习俗、饮食习俗、传统的“义利观”等精神传入东北，对东北原住民产生重要影响，改变着东北地区原先的习俗。在这个过程中，各族民众相互影响着对方，共同迈向更好的生活。

“闯关东”大规模的移民潮，促进了内地与边疆人口的流动，体现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互动，第二故乡也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见证。正是这种各民族间的相互包容、成就，成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证。

作者简介：刘忠和，包头医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移民文化研究者，内蒙古史学会理事、包头史学会理事、内蒙古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自治区昭君文化研究会理事；包头博物馆理事会理事等。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编图书1部，完成内蒙古社科规划办课题1项，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潘璇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