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1400多年前的“世博会”
隋朝(581年—619年)享国时间虽不长,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大一统王朝。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开凿大运河,重开丝绸之路,开发西域,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路,汉朝为维护丝路通畅,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事务。然而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乱,西域渐次游离于中原政权的控制。
隋朝建立后,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强大的突厥,阻断了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道路。以今青海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吐谷浑政权,通过此地与西域的联系也被阻断。隋朝在边疆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逐步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主张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隋朝有两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一是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中亚各国。《隋书·西域传序》记载:“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碯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
二是派人出使波斯。波斯在今伊朗一带,大约大业六年(610年)李昱到波斯,波斯的使节随之而来。其时波斯的首都在泰西封,即今伊拉克境内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滨底格里斯河左岸,当迪亚拉河河口,可知李昱的足迹已达两河流域。
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原战乱,西域使节和商队往往落脚于河西走廊的张掖,张掖一时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对此,《隋书·西域传序》记载:“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
大业三年(607),炀帝到恒岳祭祀,西域十余国均来助祭。炀帝西巡至河西走廊,驻跸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的吐屯设(相当于监督官)以及西域27国的国王、使者都在道旁拜谒,盛况空前。
为了加强对西域及各方使节和商人的招徕,隋朝在机构设置上加以改创,除设置西域校尉外,还设立了四方馆,四方馆设“东夷使者、南蛮使者、西戎使者、北狄使者”,分别“掌其方国及互市事”(《隋书·百官志》)。每个使者署在纲纪、监管、互市等方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运转顺畅。这种贸易管理机构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直接反映出当时贸易的昌盛。
裴矩认为突厥强大,不是一下子能够消灭的,只能采取离间分化政策。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归附隋朝,试图借隋朝之力灭西突厥,但隋朝并不支持他们,两存之,使之互相牵掣,从而减轻了对隋朝的压力。
东突厥都蓝可汗继位后,他的妻子大义公主为北周宇文氏之女,鼓动都蓝可汗出兵攻隋,又暗中联合西突厥。裴矩建议炀帝遣人出使东突厥,揭发大义公主与侍从私通一事,劝说都蓝可汗惩治大义公主。长孙晟出使东突厥,后大义公主被杀,从而清除了东突厥内部的反隋势力,阻止了东、西突厥的联合。
西突厥地处阿尔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曾一度非常强大,后因与东突厥数次征战,属国多叛,至处罗可汗在位时已出现危机。处罗可汗思念居住在长安的母亲,隋朝就派遣使者崔君肃前往,成功说服处罗遣使入贡。
然而度过危机后,处罗对隋朝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不愿臣服。这时,依附于处罗的射匮遣使来求婚。射匮是西突厥前大可汗达头可汗的孙子,本应继承汗位。裴矩建议“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资治通鉴》卷181)。这个计策,致使射匮击败处罗成为可汗,此后射匮及其继任者与隋朝乃至后来的唐朝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吐谷浑地处今青海、甘肃一带,这里是东西方交往的通道,在河西走廊战乱动荡时是沟通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枢纽。
隋朝建立后,吐谷浑屡屡寇掠西部边境。裴矩认为“吐谷浑易可并吞”,当铁勒部遣使来降时,裴矩就鼓动他们袭击吐谷浑,炀帝同时派兵出击,一举击溃吐谷浑。
从此,“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隋书·西域传》)的土地归入隋朝版图,隋在此设立西海、且末、河源、鄯善四郡,并徙赦罪犯到此屯戍,丝绸之路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据记载,当时自敦煌出发西行至“西海”有三条路线,终点都是“西海”。但“西海”分别指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隋朝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国的交往,为后来唐朝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隋朝积极拓展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宣扬隋朝的文明、富庶与包容,许以厚利,吸引了西域商人络绎不绝来到长安、洛阳。
为了招商,隋朝举办过两次具有“万国博览会”性质的活动。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河右,驾临张掖,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隋书·炀帝纪》)。
当时参加这一盛会的有北方游牧民族、西域和东北亚各政权和中亚各国。这次活动的重要内容是“盛陈文物”,向“三十余国”展示隋朝的产品。
大业六年(610),朝廷邀请各番部落酋长、使节、胡商齐聚东都。东都有丰都、大同、通远三个大市场,这三市的饮食店肆都设置帷帐,摆着丰盛的酒席,派掌管番邦的官员带领胡商到此从事贸易。凡胡商所到之处,店肆都邀其入席,至酒醉饭饱方离去。
隋朝商家把最好的商品展示出来,把美丽的丝绸缠绕在路旁的大树上,一条条商业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
在开展商业活动的同时,又举办异彩纷呈的娱乐活动,在端门街举办盛大的百戏表演,“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资治通鉴》卷181)。目睹此景,各方来者艳羡不已,赞为“神仙之地”。
这两次博览会通过彰显隋朝的文明和富庶,吸引了更多周边民族和域外商人的到来。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非常超前的商业智慧。如今世界上盛行的世界博览会,具有同样的性质。隋代在洛阳举行的贸易盛会,可以说是当今世博会的雏形。
隋朝通过招抚、使节往来与西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中西交往呈现新气象。贸易活动也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吐谷浑之地和河西走廊宜于养马,隋朝便在其地设置牧马监,年养马量超10万匹,隋朝的军马基本上由河西、陇右供应。
隋朝初期土旷民稀、贫穷落后的河西、陇右地区,到了唐朝一跃形成“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局面(《资治通鉴》卷216)。
继征服吐谷浑,将青海及其周边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版图后,隋朝还遣兵征服林邑、契丹,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在民族融合进程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隋朝还派人出使南海国家赤土,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当时南海20余国与隋朝建立友好关系。
积极的外交活动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亚、西亚,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了西域;域外的良马、葡萄、珍宝、医药、香料等物产也进入中原。中原地区的儒家思想、礼仪教化、典章制度等通过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在西域广为传播,隋代中原文化为周边民族所仰望。
大业三年(607)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见中原文物之盛,“见而慕之,请袭冠带”。归国后他上表自称“至尊臣民,愿帅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资治通鉴》卷180)。大业八年(612)高昌王麴伯雅迎娶华容公主,“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下令高昌国内改革风俗,“袭缨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隋书·西域传》)。
隋朝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接纳外来文化,中国与印度、中亚佛教交流也日趋繁荣。隋代高僧达摩笈多就曾于敦煌游历,彦琮也因记录达摩笈多游历西域的见闻著《大隋西国传》。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天台宗、三论宗、律宗等宗派,大师辈出,著述颇丰。
自北朝时已经传入中国的古波斯祆教继续流传,隋在鸿胪寺中设“萨宝”(祆教的祀官)。信奉祆教的胡人不但入住京城,也散处诸州,立有祆祠。西域音乐舞蹈也在中原地区流行,隋朝设立礼乐时“华戎兼采”,宫廷的九部乐中就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等乐舞;西域舞蹈在宫廷和民间也是盛极一时,到处传习……
隋朝经营西域,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自汉武帝后逐渐衰落的丝路贸易推向又一个高峰。代之而起的唐王朝继承了隋朝开创的局面,推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进一步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作者简介:
石云涛,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二级教授,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冠名讲席教授,主要从事汉唐历史与文学、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61)首席专家。出版著作《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丝绸之路的起源》《安史之乱》《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唐诗镜像中的丝绸之路》等20余部,发表论文180余篇,曾获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