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2｜“现代”到来之后，科幻正在爆发

《流浪地球2》是中国“科幻”传统的一个代表。关于科幻，尽管其中的“幻想”成分可以链接到人类早期的神话年代，但由于科技因素在其中的决定性存在，科幻的诞生，只能发生在“现代”到来之后。正是因为科幻对以科技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社会文化的要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幻实际上是人类关于现代的诸多观察、幻想和反应的暂存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的“现代文化土壤”。

中国科幻的百年历程，也正呼应了上述结论。与其它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后发位置的国家一样，中国科幻在从晚清开始的一个世纪中，作者和读者都更多地强调其中与现实拉开距离的“想象力”因素。而只有当我们的科技不但在高精尖层面高速发展，而且在民生日用无处不在的时代到来之后，科幻中的“科技”，才成为一个可被普通读者所阅读、理解和想象的对象——就像半个世纪之前，以《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代表的前辈科幻所刻画的“未来世界”，正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日常，也只有当这种科技化的生活发展到相当水平，我们才得以迎来一个科幻爆发的时代。

《流浪地球2》正可视为这个时代到来的信号。

事实上，《流浪地球2》作为以未来为背景的科幻作品，其中呈现的科技场景、产品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科技发展并无太过颠覆性的更新。类似“歼20C”“7G手机”“550W量子计算机”“空间站”等先进科技的原型，我们早已从各类科技新闻报道中耳闻目染；至于“机械外骨骼”“特种工程车”“无人机干扰枪”等甚至早已在军事和生产的一线列装使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流浪地球2》是在幻想世界中对我国的——同时也是人类的——最前沿科技产品的一次整体性展示，并且收获了“1+1>2”的良好影响。

对于电影来说，这些近未来产品有力提升了道具自身的设计逻辑和画面质感，从而让虚构故事拥有了强烈的代入感和可信度；对于这些先进科技本身，电影不但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使用场景，而且也更广泛地扩大了它们的集体形象和文化影响。

这种状况在春节假期结束之后达到了高潮。以中核集团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参与了《流浪地球2》的舆论互动，其中提出的“你们尽管想象，我们负责实现”的口号话题仅在微博平台上就引发了1.5亿次的阅读，数万次的讨论——这正是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生发、成长的现场。

作为原创于世纪之交的科幻作品，《流浪地球》从小说到影视改编经历了细致且全面的二次创作过程。在保持基本故事框架的前提下，摄制团队在电影中融入了不少刘慈欣本人其它科幻作品中的相关内容和设定。《流浪地球2》的具体情节发生在《流浪地球1》之前，主要聚焦的，是太阳危机背景下，“流浪地球”这一将延续两千五百年、共计一百代人的宏伟计划，在制定、实施过程中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执行计划时所面对的一系列危机。人类成立联合地球政府（United Earth Government，缩写为UEG）之后，但此时不仅具体的应对方案仍悬而未决，而且各个国家的权力体系、各类资源也并未得到有效整合。

电影大致分为三条情节线，其中明线是为了验证“流浪地球”计划（原称“移山”计划），中国分别在月球和地球建设了两座行星发动机并开机实验；通过验证之后，将月球推离以执行后续任务。暗线是在上述情节推进过程中，原本被废弃的“数字生命计划”死灰复燃，直接诱发了一系列的危机。串联起二者的，是联合地球政府总部的一系列会议和决策现场。其中的一线航天员张鹏（沙溢饰）和刘培强（吴京饰）、数字生命研究者马兆（宁理饰）和图恒宇（刘德华饰）、联合地球政府中方代表周喆直（李雪健饰）和郝晓晞（朱颜曼滋饰）构成了三对极具中国特色的“传帮带”角色。

极为有趣的是，电影选择的上述视点人物或“主角”们，都是只是恰好参与或目睹了关键情节的普通人物，而非传统意义上直接决定或干预情节发展的“个体英雄”。即便是影片高潮处，为了在原定“逐月”计划失败后手动引爆数百枚核弹，张鹏命令中国航天员“五十岁以上的出列”时，他所代表的仍旧是组织层面决策后的集体牺牲。这段情节中各国航天部队的共同献身，既完成了对此前情节中指挥员所号召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否定，又深刻地体现了对拥有共同志向、参与共同事业的后辈继承者们的信任与温情。

我们应当意识到，《流浪地球2》从事实上参与到了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塑造当中。这种塑造既有对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充分总结，也有对当下尚不完善的中国现代文化生产体系的直接影响。在回顾总结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的一系列中国风貌，例如在周喆直的人物造型就明显地凝结了周恩来、乔冠华等中国外交战线上的一系列重要形象；前述多组主要角色之间的代际关系，又清晰地表现出国营工厂等集体生产单位中人际关系的影响。

在文化生产体系的塑造方面，《流浪地球2》电影团队在参考好莱坞等欧美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尝试开发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影视行业的标准化、工业化生产体系。其影响甚至波及作品之外，例如承担了部分电影周边产品生产的赛凡文化发起的众筹活动，在短时间内筹集了过亿资金；影片中不少道具的提供者如徐工集团、漫步者、傲鲨智能等，则受到影迷群体的高强度“催更”，这些都将倒逼国内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成熟。

如何理解《流浪地球2》所引发的外部关注和后续影响呢？过去科幻文化两百余年的发展，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结论：科幻作品的受众往往有着极为强烈的文化参与动力，相关的自主传播、二次生产能够从实质上形成关于科技形象和现代文化的集体想象。

我们应当承认，面对着日新月异的现代文化和科技产品，绝大多数时候凝结在高新技术产品中的技术细节和工程师文化实际上是被遮蔽的。普通大众并不需要知道飞机飞行的原理，也毋需理解手机导航背后的卫星通信。人们往往悬置怀疑，不假思索地“相信”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抽象的生产制度。这样的态度被学者描述为现代“风险社会”的必然代价，但它展现出的显然是知识领域的退缩和精神层面的无奈——似乎人类作为生理上的原始智人，还跟不上现代科技和文化发展的脚步。

科幻文化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态度：现代科技并不只属于一小撮另类的精英，而是每个现代人身处其中的文化空间；抛开那些具体的数据和细节之后，绝大多数科技产品的原理并没有那么难以理解。现代科技文化的力量实际上并不主要来自于各种各样繁复的技术细节、理论公式和具体的数字，而是由他们带来、构成的新奇体验和深度的参与感。

《流浪地球2》影片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文化“诱发器”的角色。从观影行为本身开始，无论是后续关于情节细节、草蛇灰线的激烈讨论，还是周边产品诱发的众筹风潮，甚至相关的现实科技产品、原理假说的普及传播，这些想象和创作的活动，实际上都已经脱离了单独的影视作品本身，而开始到了具有更长久生命力的现代科技文化创造。

今天是一个“天宫课”不再陌生，“玉兔”和“嫦娥”近在眼前的时代，也是青年鲁迅曾幻想的“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的世界，我们可以说，这种源自工业革命的现代文化，正在成为当下和未来中国人的“缺省配置”：这正是科幻进一步发展的土壤，也是催生、创立和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起点。

作者简介：

姜振宇，文学博士。现就职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科幻研究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幻文学文化、数字出版与网络文学、数字文学场景沉浸等方向的研究。兼任中国作协科幻专委会委员，中国科普作协科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幻研究中心首批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科幻审美逻辑与社会影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