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TalkShow｜双鋬三足白陶鬶：中华凤鸟文化之源

文物名称：双鋬三足白陶鬶

年  代：距今约50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体  量：高34.1厘米

出土地点：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

收藏单位：莒州博物馆

中华民族崇拜凤鸟的文化根源，来自于何处？

这件白陶鬶所体现的凤鸟图腾崇拜，是东夷凤鸟文化的物化表达，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崇尚凤文化基因在器物上的体现。

1957年的一场大洪水，冲出了一座东夷人创造的陵阳河史前文化遗址。这个距今大约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位于山东莒县城东南10公里的陵阳乡，其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象形文字，述说着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开端。

考古队在组织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件十分有意思的陶器：鸟喙形流上翘，颈部细而高，腹部微鼓，三袋足，背部有双带式鋬，状如双翅，腹中部饰一圈绳纹，后部饰一条极具装饰意义的短尾——总体看上去，它酷似一只昂首振翅欲飞的鸟。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双鋬三足白陶鬶”。

鬶是什么？早在汉代，“鬶”便有了明确的定义。《说文》曰：鬶为“三足釜也，有柄可持，有喙可写（泻）物”。喙，即鸟嘴。也就是说，鬶是一种陶制炊具，可用于炖煮羹汤镬温酒，而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鸟嘴形状的引流。

陵阳河出土的双鋬三足白陶鬶，不仅有典型的鸟嘴状引流，而且整体被精心塑造成一只振翅欲飞的鸟儿。这说明，5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鸟格外钟情。

这一群对鸟怀有崇尚之情的先民，就是东夷。

陶鬶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中期。而根据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的互证，东夷正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创造者。

《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说文》也称：“夷，东方之人也。”从字形上来看，“夷”，是一个持弓之人的形象。《说文通训定声》解读：“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又说：“夷有九种。”“九”者，极言其多也。东夷并非一支，而是众多人群的联盟，有莱夷、岛夷、嵎夷、鸟夷、淮夷、牟夷等；太昊、蚩尤、少昊、舜等，被认为是东夷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部落首领。

东夷崇拜鸟，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族群集团的重要特征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少阳者，东方。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这指示我们，东夷人崇拜鸟的原因也许与其所居的东方有关，与东方作为日出之地有关。在人类的原初思维中，太阳便是天空中飞翔的一只火鸟。事实上，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太阳神话总是与鸟的意象紧密相关，日鸟合一，对于鸟的崇尚在本质上可追溯于太阳崇拜。

鸟崇拜，体现在东夷文化的很多方面。少昊是东夷部落集团首领，其名为挚，挚通“鸷”，即鸷鸟。东夷以鸟作为氏族部落的象征，不同的鸟代表不同的部落。东夷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鸟官”体系。《春秋》记载的故事，解释了少昊“纪于鸟”的原因：

（鲁）昭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公问焉，曰：“少皞（昊）氏以鸟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为神鸟，当少昊即位时，神鸟恰好飞来，预示着东夷社会的美好前景，所以少昊集团不仅以鸟纪事，又用鸟名作为行政管理体系的单位，称为鸟师。

在甲骨文中，“凤”与“风”同字，因为神鸟“能致风气”，大风乃为神鸟所搅而起，因此，鸟崇拜最终演化为凤崇拜。

中华民族关于凤的文化意识，根源于东夷的凤鸟崇拜。

考古发现，东夷曾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文化谱系，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主要代表，并以强大的力量辐射到周边地区——西至豫东、皖北，南至太湖，北至燕辽文化区及辽东半岛。在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凤鸟崇拜被中原吸收，渐渐演为华夏集团浓厚的凤文化意识。

史载，商人、秦人都与东夷一脉相系，都有“鸟生”始祖传说。《诗经·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商人将东夷文化的鸟崇拜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镌刻在青铜器物上，如商早期出土的提梁卣，多刻有凤鸟纹饰；殷墟妇好墓则出土了玉凤、凤鸟纹偶方彝等。秦作为东夷后裔，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系年》明确记载：“西周初年，嬴秦西迁”。许慎《说文解字》则称：“嬴，少昊氏之姓。”对东夷凤鸟崇拜的继承，使秦人创造出了人面鸟身的神人形象，进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神人体系。

相传，著名的后益（伯益）、皋陶、蚩尤、后羿等神话人物都是少昊的后裔。尤其是蚩尤，相传是三苗部落的祖先，这使作为三苗后裔的苗族，在其文化传统中始终保留着大量凤鸟文化的遗迹，传承至今。今天，在苗族最盛大的祭祀仪式“鼓藏节”中，祭师所穿的百鸟衣，便是这一文化脉络的延续和继承。

随着各族群之间的交往日益加深，东夷逐渐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两国已是华夏化了的东夷政权；到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至此，夷夏之别逐渐消失，东夷完全融入华夏之中，成为华夏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文章编自：四川民族出版社《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提出“中国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始创“中国民族志电影双年展”与“中国民族影像志摄影双年展”系列工程；牵头策划组织《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传统@现代》等精品展览；出版《中国民族与宗教》《边缘叙事》等专著。

周玉州，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员，2018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法学博士学位，具有美术史学和民族史学等多学科交叉学术背景，目前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及相关展陈研究工作。

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