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活地图”，把你带去七百年前的杭州

《咸淳临安志》是民族文化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册府撷珍——民族文化宫典藏古籍精品展”的重要展品，是清朝道光十年（1830）的刻本。

《咸淳临安志》是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3）所篡修的临安地方志。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

宋代诗人林升的七绝诗《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写的就是当时的杭州。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反映了宋朝政治重心的南移，也反映了诗人对王朝寄居江南的不满。

1127年靖康之变时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继承大宋皇位，为了延续宋朝皇统和法统，定国号仍为宋，史称南宋。之后赵构一路南逃，于绍兴八年（1138）颁布诏令，“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已定基业。”定了临安为行在所，也就是大宋朝廷暂驻之地。宋朝的法定首都依然是东京开封。作为当时实际的都城，临安的政治地位在此时达到了巅峰。南宋的国土虽然只有北宋的五分之三，但人口也有五千万左右，经济之繁荣，文化之辉煌，人才之众多，政权之稳定，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偏安政权所无法相比的。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江南的开发，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王朝，实现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地方志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指的是方国情况的记述。宋以后，这一名称固定为地方文献的专用名词之一。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地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方志等，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咸淳临安志》由潜说友编撰，原书一百卷，今存九十五卷。作者以《乾道临安志》《淳佑临安志》为基础，旁搜博采，增补成书。该书通篇采用录、叙、记三种体载，内容分为《都城志》和《府志》两部分。详细记录了当时都城的特点以及杭州地方情况。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即《都城志》，记载了皇城结构和中央官署以及赋咏（颂扬皇宫与朝廷的诗赋及注）等。第十六卷以下为临安《府志》，分列疆域六卷、山川十八卷、诏令两卷、御制一卷、秩官九卷、宫寺四卷、文事一卷、武备一卷、风土一卷、贡赋一卷、人物十一卷、祠祀四卷、寺观十一卷、园亭和古迹一卷、冢墓一卷、恤民和祥异一卷、纪遗十二卷等。对临安府城及其所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富阳、新城、盐官、昌化九县的历史建制沿革以及现状进行了详细记录。该志书体例完备，征引宏富，考辨精审，条理秩然。所绘皇城、京城、府署、浙江（钱塘江）、西湖及府治、各县境、九县山川等地图很详明。所引宋朝人晏殊《舆地志》、范子长《皇朝郡县志》以及《大宋登科记》等多种史籍，原书早已散佚。为传承历史做出了贡献。

宋代以前，记载古都的志书多是由后人追记而成。而在宋朝却出现了三部由当时人所撰写的临安志书，这三部志书是《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和《咸淳临安志》。《乾道临安志》是由周淙在乾道五年（1169）撰写，原为十五卷，今残存三卷；《淳祐临安志》是施谔在淳祐十二年（1252）所著，原卷数不详，今残存六卷。与前两部相比，《咸淳临安志》则是篇幅大而又传世最为详备的临安志书了，并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刊本。当代人写当代事，无疑更加准确、全面，让后人能更详细地了解到当时的风土人情，世情市貌，有如身临其境般的感受。

《咸淳临安志》由潜说友所著。潜说友（1216—1288），字君高，号赤壁子，缙云塘头（今缙云县舒洪姓王村）人。南宋淳祐元年（1241）进士，历任知南康军、浙东安抚使、两浙转运使等，封缙云县开国男。咸淳六年（1270），任中奉大夫、代理户部尚书、临安知府，可谓位高权重。在临安知府任内，重视疏浚西湖，修葺名胜，整修道路。1276年宋亡，潜说友仕元，于福州受宣抚使之命。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因筹措军粮不力，为部将李雄所杀。其人虽然殊不足道，但在其任临安知府时，尽管南宋已是江河日下，他还能统筹安排、集中群力，修成卷帙宏大、结构严谨、体例完备的《咸淳临安志》，仅此也可以说居功至伟。

《咸淳临安志》在南宋咸淳年间已有刻本，元军攻陷临安之后成散件，未再见。后来到了清朝有位词人叫朱彝尊，他先后从海盐胡震亨的藏书、常熟毛晋的藏书中抄录宋版的八十卷，又另外借抄了十三卷，尚缺七卷。至清代中期，藏书家鲍廷博又多方搜补了宋刊本的六十五、六十六两卷。今通行的以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仿宋重刊本较为完备。

《咸淳临安志》保存的史料极为丰富，引用的书籍就有200多部以上。此后，元朝没有关于杭州志修篡的记载。而明朝的《杭州府志》凡六部的也只有成化和万历间的《杭州府志》尚存；到了清朝，修篡了康熙、乾隆、光绪《杭州府志》，但最终光绪年间未刊刻；民国时期也曾两修《杭州府志》，其中民国五年（1916）的未完成。

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认为：“至于方志，便以社会为中心，举凡风俗习惯，民生利病，一切不详载于正史的，都藉方志保存下来了。那里面对于赋役、户口、物产、物价等方面的记载，最为可贵……其中如方言、风谣、金石、艺文诸门类所包含的内容，存在可为史部考证之用，更显示出了方志的重大价值。” 可见，地方志作为历史的重要补充，探寻历史根本的原始资料，有着不可忽略的巨大价值。清代嘉庆《增城县志》，叙述了‘客民’的来历；道光《兴国县志》，叙述了‘山民’的情况；光绪《潮阳县志》，记载了‘畲民’的习俗等等。新时代在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进程中，地方志作为保存历史资料的渊薮，其丰富的记载，无疑是我们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献资源，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先巴，系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助理馆员。文中图片均由作者供图。）

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