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天下一统振宏声

元曲成为一代之盛，是各民族士人、曲家共同创造的。正如元末戴良序《丁鹤年诗集》说：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而其为诗，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

诗如此，曲更是如此。元明之际叶子奇《草木子》记录了元朝中书左丞相伯颜与汉军将领张弘范的散曲唱和，帅才相量，各言其志。换个角度看，此乃不同民族曲家之间的唱和。

元代曲家队伍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上世纪末，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元代部分就说：“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人才辈出，见于记载的有畏兀儿人贯云石、全子仁，回回人马九皋（马昂夫、薛昂夫）、萨都剌、丁野夫、兰楚芳、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王元鼎、阿里西英、阿里耀卿、大食惟寅等，康里人不忽木、金元素、金云石等，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李直夫等，蒙古人阿鲁威、杨讷等。其中不忽木之词，朱权评为如‘闲云出岫’；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而贯云石尤以散曲闻名……朱权评其词如‘天马脱羁’，姚桐寿称其‘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

单就散曲来看，元代有姓名可考的作家212人，其中少数民族超过30人，成就较大的有贯云石、薛昂夫等。可以说，元曲这株文苑奇葩，是各民族曲家共同用心血浇灌栽培而长成的。她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先后融合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音乐、语言元素，并受多民族文化风格风尚影响，最终形成独特的风貌。

诞生并辉煌于元代的曲，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之下，乃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结晶，更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滋养培育的硕果。

清朝进士叶绍本《仿遗山论诗得绝句廿四首》评历代诗人诗作，他以虞集、杨维桢为元代诗人代表，认为其成就可追古人，并且颇具时代特色，表现出大一统元王朝的宏阔气象。平心而论，与元诗相比，更能代表大元王朝独特气象的，是元曲。在元曲中，又主要是散曲。

叶绍本所谓“皇元气象”，我们称之为“大元气象”，是元朝人因疆域空前广阔、国力极其强盛带来的自信。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与草原文化渊源有关，更是草原文化精神与中原文化精神交流交融而成。

“大”，是元代最典型的时代特征，国号大元，都曰“大都”。国力强大，气运盛大，如元人李洧孙《大都赋序》中所言：“盖当国家盛时，区宇博大，洪威远畅，湛恩旁洽。斯人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如百川之朝东海。”这是国之大气象、都之大气象。与之相副之文学作品，也需要大气象，以巨笔鸿文，铺张扬厉。贯云石的散曲[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可视为代表：

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架海梁对着檠天柱，玉带金符。庆风云会龙虎，万户侯千钟禄，播四海光千古。

贯云石是色目曲家，那么汉人曲家呢？那就看马致远的[中吕·粉蝶儿]：

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

盛世之作，自应展现盛时景象。元朝人的这种自信与开放心态，与草原文化息息相关。明人李开先就认为，元曲的繁荣影响了元代文学。这种因国力强盛、疆域广阔带来的自信，在《元史·地理志》中也有充分体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曲家，把这种超强的自信，写入了曲词，形诸咏歌。

“大元气象”之“大”，不仅仅是疆域之广大，更体现为大而有容。在元代，不同民族共居，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存，多元宗教和文化并容，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具有极强的开放与包容性。在文化精神上，则体现为开放与包容之大。元代之所以产生这些作品并能够广为流传，是因为社会有极大的包容性——大而有容。

如果问，元曲家的精神追求与个性表现最突出的是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在我看来则是适意与狂肆，这里分别用“鼓腹游”与“抗音歌”指代。

“鼓腹游”出自《庄子·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描述上古时期，人们无欲无求、无思无为、自由自在的状态。后世诸多文人十分向往这种无目的无追求、浑然忘世的境界，向往混沌未开时代的适意生活。

“抗音歌”则形容个体意志的极度张扬与表达，出自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韦昭《吴书》：“（留）赞为将，临敌必先被发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应之，毕乃进战，战无不克。”抗音就是高声，也作“抗声”。元好问的《鹧鸪天》词则写自己老年狂放：“长袖舞，抗音歌。月明人影两婆娑。醉来知被旁人笑，无奈风情未减何！”同样的意境，鲜于枢用[仙吕·八声甘州]曲写出：

闷携村酒饮空缸，是非一任讲。恣情拍手棹渔歌，高低不论腔。

适意与狂肆，在元代散曲中都有超越前人的表现。这也是文化交融、环境宽松的元代特有的文学现象。

先说适意。元曲表现人生适意的作品很多，不少曲家都有此类作品。如关汉卿的[南吕·四块玉]《闲适》：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

“老瓦盆边笑呵呵”颇具象征意义，“闲快活”正是他们所求——身闲意爽。他们不在乎排场，不讲求体面，生活是我的生活，适意就好，无论别人怎么看。

阿里西瑛则给自己修建了一个心灵的“懒云窝”，其[双调·殿前欢]《懒云窝》云：

懒云窝，醒时诗酒醉时歌。瑶琴不理抛书卧，尽自磨陀。想人生待则么？富贵比花开落，日月似撺梭过。呵呵笑我，我笑呵呵。

这组曲曾引来无数和作，唤起了时人强烈的共鸣。

再说狂肆。元代散曲的狂肆程度，在中国文学史上登峰造极。读一读无名氏[正宫·塞鸿秋]《村夫饮》，便可感受：

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七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

这“村夫”之狂，是曲家笔下、心中的“村夫”之狂，表现的是曲家的狂肆精神。

无疑，元曲创造了中国文学的一代辉煌，早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遗产。“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关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影响甚大。元代虞集就曾评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这里所说的“国朝之乐府”，就是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