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郡王为什么要建苏公塔？丨实证西域为中国固有领土之⑦

苏公塔座落在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葡萄镇木纳尔社区的一个开阔的台地上，距吐鲁番市中约2.3公里，东面与安乐古城相邻。苏公塔整个建筑群由古塔和清真寺两大部分组成，为清代维吾尔族建筑大师伊不拉音等人设计并建造。

苏公塔外部用清一色灰黄色砖砌成，塔身自下而上逐渐收缩，呈圆锥形。塔基直径10米，顶部直径2.8米，塔高37米。在其不同方向和高度，留有14个窗口供通风采光之用。塔内用砖砌出的螺旋式中心柱，72级台阶直通塔顶，塔顶有面积约10平方米小小阁楼，可供瞭望。塔身表面砌叠15种不同形状的几何图案：波浪、菱格、团花等。塔门外侧立石碑一方，碑身高1.32米，宽0.78米，用汉文和察哈台文两种文字阴刻而成。汉文碑记全文如下：

大清乾隆皇帝旧仆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率□札萨克苏赉满等，念额敏和卓自受命以来，寿享八旬三岁。□□上天福庇，并无纤息灾难，保佑群生，因此报答天恩，虔修塔一座，费银七千两整。爰立碑记，以垂永远，可为名教，恭报天恩于万一矣。

乾隆四十□年端月吉日谨立

与苏公塔紧紧相连的是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清真寺，该寺平面布局紧凑合理，构图简洁完整，空间处理手法娴熟，是研究新疆伊斯兰教建筑史和发展史的重要实证。寺院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45米，东西长72米，由大门、门厅、礼拜大厅、圣龛（拱巴）和周围布道小室组成。寺院大门的门楼正中开有双扇板门的大拱券门，寺门朝东双扇板门上方是一个“邦克楼”（也叫唤礼楼）。站在那儿放眼远眺，周围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

吐鲁番盆地曾于1916年发生过一场六级大地震，地震将苏公塔原先本来出檐塔顶震坍，后维吾尔工匠用土坯改修成拱拜圆顶形。1961年，苏公塔经历了十二级大风的考验，仍安然无恙。

额敏和卓，生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享年83岁。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散秩大臣阿喇衲率清军到达吐鲁番，时“额敏和卓为辟展（今鄯善）阿奇木，因准噶尔侵凌残暴，倡率众投诚内附”，额敏和卓归附了清朝政府。此后，额敏和卓的人生同清朝统一新疆的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爱国是贯穿其一生活动的主线。

清朝建立后，准噶尔蒙古即向清朝称臣纳贡。1672年，清政府批准噶尔丹为准噶尔的首领。1678年，他利用维吾尔人的教派之争，举兵吞并了南疆。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继位准噶尔首领，继续奉行分裂国家政策。

雍正九年（1731年）四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兵进至鲁克沁，额敏和卓坚守城池,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打退了准噶尔的进攻。六月，准噶尔蒙古又进攻鲁克沁。《清实录》中记载：“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折奏：准噶尔贼众二千余人围困鲁谷庆之城，昼夜攻打二十余日，吐鲁番回子奋勇出击，杀死逆贼二百余人，带伤之贼甚多。”七月，准噶尔以近两千兵来犯，额敏和卓配合清军，将敌军杀得大败而回。

雍正帝对额敏和卓在抗击准噶尔中的忠勇之气颇为嘉悦：“额敏和卓与回众等诚心归向我朝，努力奋勇，抗拒贼兵，上年贼众三次围攻，回众与官兵并力抵御，不但全城无恙，且出其不意，乘机击刺，屡挫贼锋，忠勇之气，甚属可嘉。”

雍正十年（1732年），清军准备撤出吐鲁番地区。但考虑到“将来贼夷切齿于吐鲁番，必思报复，以大力侵凌之”，拟将吐鲁番维吾尔群众迁往瓜州，妥善安置。额敏和卓接受清廷东迁建议，率“回民大小一万余口，已于十月十四、十七等日，陆续起程”。

雍正十一年（1733年），额敏和卓率众到达安西后，被分散安置在瓜州五堡。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生产生活并不顺利。雍正十三年（1735年），不得不向官府借贷“籽种口粮共一万二千石，脚价银二千二百七十一两”以度难关。乾隆二年（1737年），收获的粮食也仅仅可以满足当年的食用，清朝政府不得不免除应交纳的赋税。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政府取得征讨达瓦齐战争的胜利，吐鲁番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甘肃布政使明德奏报：瓜州风多雨少，水源不足，维吾尔人生活长期比较穷困。现吐鲁番已归大清所管，让他们仍迁回吐鲁番居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他们才分批返回吐鲁番。

额敏和卓顾大局、识大体，率领部众东迁瓜洲，这一行动粉碎了准噶尔部企图拖垮清军的战术，断绝了其抢掠吐鲁番维吾尔人财产以资军费的打算，客观上利于清朝统一新疆的事业。东迁瓜洲的维吾尔人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辛勤耕作，共同开发了瓜州地区，为瓜州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密旨询问额敏和卓有关进军平叛事宜：“将军成衮札布奏请办理霍集占及布拉呢敦，朕意于明春进兵……尔受朕厚恩，且系回部望族，为众所信。若能设计诱擒，或使回众离心，执献二贼，更可不劳师旅。”额敏和卓将自己所见如实上奏，并献南疆地图，指明进军道路，为乾隆皇帝所嘉许，谕曰：“明岁办理叶尔羌、喀什噶尔时，虽有将军大臣，而回部情形，尔所熟悉，将命尔参赞军务，在前队行走。”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令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兵万余人进攻库车。行前乾隆帝告诫曰：“雅尔哈善系专办回部，当与额敏和卓悉心计议。”攻打库车的战斗十分激烈，在战斗中额敏和卓身先士卒，“贼自堞施炮，额敏和卓伤右颧”。退誓曰：“我受圣恩厚，必舍身力战。”清帝得知后，赐“御用配饰银千两”，并谕曰：“朕因额敏和卓老成谙练，故命其参赞军务，并非欲伊身在行间亲当矢石也。今闻奋勉得伤，深为轸念。嗣后惟尽心协力，相机办理，不可冒险攻战，致有疏虞。”

额敏和卓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还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额敏和卓二次赴京朝觐，受到乾隆皇帝盛宴款待。额敏和卓被清朝政府册封为郡王，画象陈列在紫光阁里，乾隆皇帝亲笔题词：“吐鲁番族，早年归正。命赞军务，以识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

额敏和卓家族深受家庭爱国环境熏陶，同时在苏公塔“以垂永远，可为名教”的感召之下，大部分郡王都能够恭报朝廷圣恩，部分郡王甚至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如：

嘉庆十六年（1811年），玉努斯袭郡王位。翌年，玉努斯赴北京朝觐，受嘉庆皇帝接见，遂后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

道光五年（1825年），和卓后裔张格尔在浩罕支持下，在南疆地区不断作乱，清朝政府派原伊犁将军庆祥赴喀什噶尔加强防御。庆祥认为玉努斯可以使用，便奏准清朝政府赏给玉努斯五品顶带，到喀什噶尔办事。玉努斯在喀什噶尔办事期间，尽心尽力，被清朝政府给予“赏戴花翎”的奖励。

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之乱迅速扩大，并攻陷喀什噶尔城，玉努斯殉难。玉努斯死后，清朝政府追认其“为国捐躯”的功绩，“加恩赏给一品职衔，照头等台吉例赐恤”。

道光七年（1827年），阿克拉依都袭封郡王。道光十八年（1838年），阿克拉依都提出到北京朝觐，清朝政府给予满意答复，“阿克拉依都世受国恩，自伊承袭郡王，未得瞻觐，恳请随同年班伯克等入都瞻觐，具见诚悃可嘉，著照所请，准其随同本年年班伯克来京瞻觐”。

咸丰七年（1857年），阿克拉依都为了加强当地防守力量，抵御倭里罕乱军进攻，曾向当地浩罕商人借银“二万余两”。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动乱后，新疆协饷完全断绝，新疆财政几乎破产，各地驻军长期发不出饷银，社会动荡不安。同治二年（1863年），阿克拉依都在叶尔羌“捐输”银两，解决了当地驻军的饷银发放。

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爆发多起武装动乱，阿克拉依都随同官兵打仗，力竭被执。同治十一年（1872年），阿古柏将阿克拉依都杀害。

苏公塔不仅是吐鲁番郡王家族王权与宗教权的象征，也肩负着对后世“可为名教”的爱国昭示责任；不仅是额敏和卓家族内心爱国情感外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代表着清廷对其爱国行为的认可；不仅代表着额敏和卓家族始终践行爱国行动的决心，也是展示额敏和卓家族爱国情怀的一面旗帜。苏公塔所展现的爱国精神已影响了一代代的后人，它是后世爱国者的标杆，永远是维吾尔族人的骄傲。苏公塔所彰显的爱国精神属于一个民族，属于一个国家。

（本文图片均由邓正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