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

如果说中国的诗坛是一片高原，那么唐诗无疑属于这片高原最为辉煌的高峰。有唐一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李白咏叹“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杜甫面对泰山感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岑参遥至西域领略雪山、大漠风光……因此唐代的山水诗，无论境界之阔大，还是风格之奇伟，都远在前代同类作品之上。

同时，唐朝的民族大融合为文化交融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人才大家层出不穷。比如，李白、白居易之先世出自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等出于鲜卑，刘禹锡先世出于匈奴，皆为显例。汉字书写的诗歌成为唐代各民族共同的情感表达工具，也构建了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因此，这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是唐诗在整体上超越前代诗歌的主要原因。

初唐时期的代表诗人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及第一个举起诗歌革命大旗的陈子昂。这个时期的唐诗气象万千、雄浑博大，进入了唐诗繁荣的准备阶段。

唐诗在盛唐时期达到了全面繁荣的高潮。由于国家繁荣、社会安定，诗人可由多种途径实现人生的追求。有的以侠士面目出现，成为热情的进取者，希望通过从军立功等途径施展抱负；有的则以隐士面目出现，成为恬静的退守者，希望幽居山林以获得生活与心境的宁静。

这两种人生态度，是盛唐诗题材取向的基础，并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为首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首的边塞诗派。

王维、孟浩然等人作品，以清新秀丽的语言描绘幽美的山水景色和宁静的田园生活，诗人的心灵沉浸在美丽自然的怀抱之中，滤去现实生活中的名利杂念，从而构成了静穆空灵的境界。

盛唐边塞诗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内蕴都比较复杂，高适、岑参等人的主要作品多以唐王朝的边境征战为表现对象。诗人们描绘塞外大漠的奇异风光，塑造边关军民的英雄形象，同时也表达了保家卫国、建立功勋的人生理想。

所谓盛唐气象，就是那个时代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的精神面貌在诗歌中的集大成。最杰出的代表首推李白。深邃的思想、惊人的天赋、丰富的内容，使得他当之无愧成为盛唐诗坛最耀眼的明星。与李白齐名的伟大“诗圣”杜甫，则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深刻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

唐代中后期，先后出现韩愈、柳宗元、张籍、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风格不一的杰出诗人。他们的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王朝走向衰落过程中的社会危机和民间苦难，艺术成就很高，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中唐诗坛如百花齐放。一个流派以白居易为首，包括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他们强化了诗歌的讽谏美刺功能，艺术风格平易近人；一个流派以韩愈为首，包括孟郊、贾岛、卢全、李贺等，他们在艺术上勇于拓展新境界。

晚唐诗坛上最著名的诗人，要数杜牧和李商隐。杜牧的诗风受杜甫、韩愈影响较大，以清新峭拔为特征，擅长七绝。李商隐以七律著称，结构精致、语言瑰丽，内容则以抒身世之感、写家国之哀为主，与杜甫诗风一脉相承。从总体上看，晚唐诗歌的美学特征类似于秋花、夕阳，唐诗到此时也就进入了尾声。

唐诗成就的最显著标志，是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他们不但是唐诗中的最高峰，而且是整个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从青年时代的仗剑出蜀，到残暮之年的投军自效，李白始终是奋发向上的雄豪之士。尽管入仕的道路非常曲折，入朝后的遭遇也令人失望，但他的凌云壮志并没有随之消减。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中：以无比轻蔑的语气批判黑暗势力，表示决不同流合污；以无比豪迈的气概宣扬自己的理想，决心远离污浊的尘世，回归纯朴清静的自然。“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的诗歌则成为激励人们永不放弃的“励志诗”。

李白诗中洋溢着冲破羁绊的自由意志。他的思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绝不局限于某家某派。李白对儒家尊崇但不迷信，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正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李白对道家的崇尚不逊于儒家，道家睥睨万物、高蹈尘外的超越态度以及摆脱传统的解放精神都非常符合他的性格。除了儒、道之外，李白对纵横家、神仙家、佛教等思想也都有所汲取。他不盲从任何权威，始终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向往神仙家遗世独立、超越时空局限的理想境界——这就是李白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出生于儒学世家的杜甫，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儒家思想教育，终生服膺儒学。从检索中可以看到，杜诗中共有44个“儒”字，其中有一半是他的自称。杜甫好以儒家的祥瑞凤凰自比，念念不忘的那个凤凰也是他自己的化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杜甫，也是如此。他对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把安邦定国视为自己的使命。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样自述其志。他为何要自许周朝的祖先稷、商朝的祖先契？对此，明代文学家王嗣奭在《杜臆》中解读：“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饥己溺之念而已。”“己饥己溺”之念是一种高度的使命感，杜甫身体力行地将儒学思想付诸实践，用自己的整个生命丰富、充实了儒学内涵。

儒学的核心就是仁爱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正是弘扬儒家精神的唐代大儒。尤其可贵的是，杜甫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地将仁爱之心推至天下苍生。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茅屋被大风刮破了，全家人彻夜不得安眠，此时此刻的他竟然如此抒愿立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一部杜诗，我们不妨称它为“儒家精神的诗语表述”。杜甫用精美绝伦的诗歌语言阐释了儒家的内在精神。杜诗不仅是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从唐代起，白居易的诗歌就受到日本等东亚邻国的高度重视，其影响早已超出国界。出身官宦家庭的白居易，祖、父两代都是明经出身的低品级地方官。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也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的生活，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兵荒马乱的时代、颠沛流离的经历，使得白居易写出了《新乐府》。曾经任左拾遗、充翰林学士的从政生涯，让他始终以勇于进言为己任、以天下兴亡为己责，满怀热情地为朝廷献计献策。白居易写了大量以政治批评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这些诗歌的主旨与他的谏疏相一致，就是间接地向朝廷反映现实社会中的严重问题。此类讽喻诗共172首，其中以50首《新乐府》和10首《秦中吟》为代表作，他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自己的宣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而被白居易称作“感伤诗”的《琵琶行》乃后世传诵极广的名篇，堪称其代表作。千古绝唱《琵琶行》无论叙事、抒情还是描写，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化境。最能打动读者的，无疑是诗中流露出的诗人对素昧平生的琵琶女的满腔同情——琵琶女和身为朝廷命官的士大夫，身份天差地别，但“异质同构”的命运使他们偶然相逢，并且产生了由衷的同情和强烈的共鸣。《琵琶行》最精辟深刻、最震撼人心的诗句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生活的升华，那么唐诗就是中国人文化高度的写照。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2期，内容有删减。）

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