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宪隆：中华文明何以成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开放体系？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近日，“道中华”专访中南民族大学许宪隆教授，深入探讨中华文明何以成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开放体系。

记者：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各民族文化互融起到了哪些作用？

许宪隆：首先，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早在远古的神话传说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就已初露端倪。《礼记·王制》里所提到的“五方之民”，其实就是华夏大地上最早的一批文化圈。它们之间的开放性造就了一个显著的结果——神灵的共享。例如我们熟悉的盘古、嫦娥、盘瓠、伏羲、女娲、西王母和夸父等神话形象，就曾分别是黄帝、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集团的代表神，经过几千年的时空交集，他们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神话的共有形象。

其次，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存在决定了交流互鉴的必然性。我国特殊的自然地理和多重地貌，千百年来孕育出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三种主要文明类型。这些文明因为接触碰撞、共生互补，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样态的中华文明。没有交往就没有文明的长久发展，任何一种文明只有不断吸收各种异质文化的源头活水，才能突破局限，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自身就具备多样性文明要素的千年古国，包容性吸纳的需求更加强烈，交流互鉴的痕迹也更加明显。

再次，中华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形成了相互浸润的“文化湿地”，而非所谓“文化孤岛”。中国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交流互动，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分布格局，星罗棋布、交相辉映。不论是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还是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都彼此浸润、相互交融。西方学者喜欢用“文化孤岛”来强调不同民族散居状态下的文化界限，其实对于我国各民族史不绝书的向心运动以及当代人口流动的民族互嵌现状而言，我更愿意使用“文化湿地”这个概念，因为湿地的边界性比较模糊。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纵深拓展，各民族共同性因素增多的趋势不可逆转。

最后，中华文明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博采众长，终成其大。中原文化一般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农耕生产方式为中心的文化形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原文化虽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只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内容。各国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华文明具有圈层式差序结构，在空间上可以分为核心区域、辐射区域和波及区域，对应的是中国本土、周边邻国和海外华人社群。中华文化圈正是在逐渐扩散的过程中与其他异质文化互鉴吸收，最终才形成了绵延不绝、富有长久生命力的中华文化。

记者：中华文明如何对待域外文化？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案例？

许宪隆：中华文明源于黄河，但不以黄河自限。古代中国有两条举世皆知的海外交通路线，一是穿越万里流沙的丝绸之路，二是漂洋过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汉朝的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了欧亚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两汉魏晋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中亚胡人进入中华腹地。南北朝时期佛法盛行，众多求法僧人搭乘商舶来往于印度、中国之间，宋元时期福建港口城市泉州更成为异域宗教荟萃之地，除了是中国了解印度洋文明的一扇窗户，还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博物馆”。

中华文明位于东亚，但不以东亚自封。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与中亚、欧洲等国就有交往互动。三星堆遗址奇幻瑰丽的青铜文明，向世人展示了3000多年前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发现的“小河公主”，曾以静谧的“千年微笑”轰动世界，就是这一时期欧亚人员交往的见证。陕西三原县唐墓出土的彩绘文官俑，则反映了盛唐时期广纳贤才，大量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的盛世繁华。唐人陈黯《华心》记载的唐宣宗时大食（阿拉伯）人李彦升因考取进士被授予翰林学士的史迹，是“形夷而心华”的最好例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华心”民族观。

▲彩绘胡人文吏俑，1985年陕西省三原县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俑为西域胡人形象，所穿服装是唐朝官员日常所穿的常服。（图片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和合四方。唐朝的鉴真和尚东渡、明代的郑和下西洋，都是古代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典范，因为这种交往不带有丝毫开疆拓土的功利目的。郑和牢记明王朝“不征”的交往原则，先后七次带领船队前往婆罗洲以西，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领略了各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树立了“天朝大国”的文明形象。鉴于中世纪稀缺的这种不具有威慑性、殖民性和进攻性的国家行为，更加凸显了中华文明对待异质文化的友善和包容。永乐年间300多人来访的菲律宾苏禄东王使团，即是对明王朝下西洋友好之旅的积极回应。郑和远洋船队行迹所至的异国他乡，至今还留下了“三宝垄”等地名，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永恒的友善记忆。

▲位于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的郑和庙。三宝垄市的名称来自郑和的小字“三宝（保）”，明朝永乐三年，郑和率船队在这里登陆。

记者：在中华文明接纳和吸收各种文化的过程中，作为文化符号的“中华”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许宪隆：在有关中国的诸多文化界定和民族象征中，“中华”无疑是我国各民族共享性最强的文化符号，与此相生的“中华”情结和中华民族认同，既是各民族共有的政治基因，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永恒“助推器”。

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之间朝贡和亲、互市结盟，彼此交汇融合，造就了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民族集合体。建立北魏的鲜卑、建立辽朝的契丹、建立西夏的党项、建立金国的女真、建立元朝的蒙古和建立清朝的满族等，都俨然以“中华”正统自居。这些政权不仅强调政权以及文化的一脉相承，甚至还有血缘上的认主归宗——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标榜自己的炎黄血统。少数民族在认同“中华”身份的同时，既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发展，也维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中华”作为一种天下归心的符号，逐渐成为各民族的精神依托，形成了多元一体和血浓于水的中华情结。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饱受欺凌，爱国情怀成为贯穿百年自强行为的主要动力，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民族自觉的成熟期，爱国主义毋庸置疑地上升为时代主旋律。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认同感不断得到强化，并显现为“自觉”的爱国情怀。经历血与火的斗争，“中华”从口号成为国号、从说法写入宪法，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充分和自然体现，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凝练为各民族团结御侮的内生动力，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磅礴伟力。

▲梁启超（1873—1929）。

“中华”符号还是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开拓进取，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推动中华民族由自在转向自觉的引领力量。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各族人民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形成了以“中华”符号为代表的强大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广、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记者：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有怎样的启示？

许宪隆：百年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保持蓬勃生机，重要原因在于延续了中华文明塑造的博大胸襟，以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为己任，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大国大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党在成长和壮大的过程中，与国际社会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更将友好交往、无私援助纳入政党和国家外交轨道。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始终以开放和包容的政治姿态推进国家解放和民族复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凝聚、导向、整合，解决共识、人心和力量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汇聚起了磅礴动力，使各族人民意气风华的行走在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康庄大道上。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着一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现代化实践，以一种开放、开明的姿态和胸襟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以一种自信、自强的气魄让世界尊重中华文明、感佩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开放的中华文明特性，定能迎来新时代的“中华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