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最早的手抄本为何出现在新疆？

《三国演义》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作为文学作品，其中带有文学性的描绘内容未必真实可信。要想真正了解三国历史，还是要读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三国志》写于公元3世纪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在几十年里，《三国志》就传入并流行于西域地区。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和《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抄本残卷，便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抄本残卷。

▲西晋《三国志》抄本。

成书不久，即传西域

1965年1月10日，一位农民在吐鲁番市南郊英沙古城一座废弃的佛塔下层发现一个陶罐。罐内装着《三国志》残抄本二卷，还有《妙法莲花经》等佛经残卷、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25枚及其他文物。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手抄本纵23厘米，横72.6厘米，本卷为纸本，作乌丝栏，残存40行，墨书570余字。第一行仅存一“巫”字的左侧残划，是原文中“是岁刘备帅军伐至巫山秭归”中“巫”字左半部分；最后一行是“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中的“高”字止。与传世的宋刊本《三国志》核对，其内容完全相同。

▲吐鲁番市英沙古城遗址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卷。

《三国志·魏书·臧洪传》残卷为纸本，纵24.5厘米，横34厘米，作乌丝栏，残存21行，每行28字至29字。首行仅存“不蒙观过之贷”的“贷”字。最末一行到“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的“感婚姻”三字。全段文字除有两处个别字缺损以外，余皆清晰可认。字作隶书八分体，比较同出的《吴书·孙权传》字迹较小，捺笔也没有那么重，显然不是同一人的书体。

这两件《三国志》手抄本出土后，引发国内学界关注，郭沫若对《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关部门对其纸张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了检测和分析，从而得出这本《三国志》的抄写年代为公元265年至420年间，而陈寿的《三国志》写于公元3世纪末，可见其成书后迅速出现在西域，从中不难看出魏晋时期中原和西域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当时的文化传播速度之快，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经生体”《三国志》抄本

当我们仔细观察吐鲁番出土的《三国志·孙权传》和《妙法莲花经》残卷，会发现两件文书的字体是一致的，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隶书，也与当时兴起的楷书不同，因而被专家们称之为“经生体”。

“经生体”就是抄写佛经时使用的字体，也叫“抄经体”。汉代，佛教传入西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兴盛。在印刷术还未出现或者未普遍使用时，抄写佛经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由于需求量大，而且对抄经的质量要求较高，后来人们大都委托寺庙的僧侣来抄写。于是，抄写佛经的“经生”在佛门形成专门的行业，而抄经的字体也逐渐形成“经生体”（“抄经体”）。

▲吐鲁番市英沙古城南佛塔遗址出土的《妙法莲花经》。

《三国志·孙权传》抄本残页中记叙的吴国国主孙权的传记，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抄写者要用“经生体”抄写《三国志》呢？

我们可以推测，《三国志》传入西域高昌后（吐鲁番当时称为高昌），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以至于佛寺的僧侣们在抄写佛经的同时，抽空抄写了《三国志》。

这件文书用笔丰腆、字距紧密、使转灵活、富有动态，可见其书写速度较快，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1700多年前吐鲁番人书法艺术的风采。

见证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征伐不断，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并未中断，特别是魏国与西域的联系比较密切。

陈寿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序中所说：“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可以看出，西域的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等与魏国关系如同汉朝，每年都派遣使者到魏国进贡。

三国时代，以魏最强。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重置掌管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以张恭领其职，继续号令西域。晋承魏制，置戊己校尉于高昌，西域长史于海头（楼兰古城西南）。可见魏晋之世，中原政局虽纷扰不宁，今新疆东部的高昌、楼兰、伊吾（哈密古地名）三地仍隶属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之下。

本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掘出两枚晋简，两者文义相连，读作“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奉”。表明西晋之诏令已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五国。

▲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的尼雅遗址。

魏晋时期，很多中原官兵驻守楼兰、高昌等地，在西域屯田，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带到西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中原的传统文化也传入西域。

其实，汉代以后，新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就非常紧密，例如启蒙教育使用的教材与中原地区保持高度一致，中原地区用《仓颉篇》，新疆也用《仓颉篇》；中原地区普及《千字文》，新疆很快也用《千字文》。

经鉴定，新疆出土的晋唐时期的纸本和敦煌出土的古纸一样，均使用中国传统造纸原料。除了汉文纸质文书和木简之外，考古人员还在民丰县和若羌县楼兰等遗址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汉晋时期丝绸。

▲尼雅墓出土的汉晋时期的锦衾。

丝绸、简牍、纸张都是不易保存的有机物质，特别是《三国志》能够历经1600余年保存至今，主要得益于新疆干燥的气候条件。

吐鲁番英沙古城遗址发现的《三国志》残本，虽然不够完整，但纸质精良，书写的文字规整清晰，为中国古文字对比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除此之外，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的《三国志》残卷，残存《三国志》卷五十七《虞翻传》至《张温传》部分内容，共80行，1090余字，原件流入日本，现藏于东京台东书道博物馆。

新疆发现的这三件《三国志》写本的字体都比东晋、十六国时期简纸所见的字体更早，应该都写于西晋时期。也就是说，在陈寿成书之后到西晋灭亡（315年）之前的短短20年内，《三国志》已传入新疆，可见当时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作者简介：

阿迪力·阿布力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领域：新疆古代服饰研究、新疆古代俑塑研究、文物展览内容设计、博物馆宣传教育等。

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