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对中华文明有何影响？

续昨日文：【道中华】韩建业：“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在上一篇中，韩建业教授指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8000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6000前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时代。这与人们所熟知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何关系？“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对中华文明有何影响？

记者：人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您提出的“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起源于8000年前，正式形成于6000年前，这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关系是什么？

韩建业：现在所说“文明”多数情况下都是西方civilization这个词的翻译，一般认为“文明”跟国家产生有关系。但在《周易》《尚书》等书中，“文明”是指在道德修养、礼仪制度方面达到一定高度后的状态。我认为“文明”是指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文明”不能等同于国家，但进入国家阶段才可以称之为文明社会。

以前学界曾将文字、青铜器和城市作为文明社会的三项标准，还有其他标准，都难以适合全世界的情况。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按地区划分国民，一个是出现公共权力。我认为，对“文明”概念和标准的理解应该兼顾中西传统，简单套用容易水土不服，完全另起炉灶就会变成自说自话。

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公共权力或者王权的出现，是社会复杂化的结果，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之上。距今6000年左右是“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复杂化趋势加剧并向早期国家迈进的一个关键阶段。这时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庙底沟核心区的聚落增加了三四倍。

以前的聚落是几万平方米，庙底沟时代出现了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房屋建筑以前多是几十平方米，庙底沟时代出现了200—500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还出现很高级的墓葬。安徽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年左右的墓葬出土了200件非常精美的玉器，奢华程度令人惊叹，在当时的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器。（图片来源：安徽省博物馆官网）

到大约距今5100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些早期国家或“古国”，或者说出现了多个区域文明，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古国文明”阶段，和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几乎是同时的。

这时期最明确的古国或区域文明，是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国和黄土高原的陇山古国，良渚古国以良渚古城为核心，陇山古国以南佐都邑为核心，两个都邑聚落面积都在600万平方米以上，都有大型宫殿建筑和水利工程。尤其我正在主持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发现了一座数千平方米的中轴对称的宫城，称得上是最早的“紫禁城”，是王权和国家出现的集中体现。

▲古国文明阶段：仰韶文化后期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公元前3500-公元前2500年）。（图片来源：《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到了距今4100年以后，各个古国被整合统一，出现了真正的“天下王权”，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更大的政治共同体，这就是初步“大一统”的夏朝，中华文明进入了比较成熟的“王国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朝晚期，之后为二里岗文化代表的早商和殷墟文化代表的晚商时期。夏商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的四个层次的文化共同体。

　　说到“王”或“王权”，我得解释一下。中国上古时期的“王”，跟西方人说的“king”不是一回事。“king”就是一个地方的或城邦的首领，中国上古时期说的“王”是指“天下”之主，“王天下”才叫“王”，所以才《诗经》中才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把“king”翻译成“王”，容易造成误解。

▲“王国文明”阶段：二里头——二里岗时代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图片来源：《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通过前面对“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考古学梳理，大家就会发现，“中国”绝不是某些人宣称的“想象的共同体”，她有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搞清楚了这个过程，就能明白“中国”是从何而来了。

记者：您把“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脉络梳理得非常清晰。那么，“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韩建业：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广大多样，这是中国史前文化能够形成的根本原因，当然也就是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形成的根本原因。古人心目中一天一地，天人合一，有共同祖先，古人把“敬天法祖”作为他们最神圣的信仰，这种宇宙观是推动文化上早期中国一体化进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但是为什么早期文化圈的起源和形成都是以黄河中游地区为核心呢？黄河中游地区气候、地貌和土壤条件等都比较适中，黄土高原地势高亢，气候的变化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会造成毁灭性影响，不像特别靠北的地方气候变得太冷就没法生存，长江淮河流域水太多的时候容易发生水灾。

不过黄河中游的旱作农业虽然很稳定，但主要是靠天吃饭，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勉强解决温饱，不像长江流域的鱼米之乡那样富裕，北方人群的侵扰还会对它造成一定压力，这样的地方容易产生忧患意识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反而使文化更易于连续发展。还有就是黄河中游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位于中国主体区的中心，易海纳百川，也易辐射四方。中华民族的先祖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可能就诞生在黄河中游地区。

记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对后世的中华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

韩建业：“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者说“早期中国文化圈”，指的是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它是后世文化上中国的前身，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基础，也是现代中国的史前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没有出现过很大的波动，这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不一样。比如秦汉时期政治上“大一统”，魏晋南北朝政治上分裂，但整个中国文化还是统一的，文化上的中国是稳定发展的。政治上有分有合，但是文化上一直是统一共同体。

所以我才强调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中国分裂的时候向往统一、统一的时候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即使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文化观念。

“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还产生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一些精神文化特质。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敬天法祖”信仰，整体思维、天人合一、以农为本、稳定内敛、诚信仁爱、自强不息、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这些精神文化特质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灵魂，贯穿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受访者简介：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石器商周考古学、中国上古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等。正在主持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发掘工作。

卢旭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