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球——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漫谈

说到“改土归流”，就要先说土司制。说到土司制，又不得不提羁縻制。羁，马络头；縻，牛靷。羁縻，有笼络、控制之意。羁縻制源于秦汉，兴盛于唐，赋予边疆少数民族极大的自治权力。

在唐朝，中央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全权管理地方事务，且官职世袭；赋税予以减免；可拥有自己军队，但需接受中央或都护府节制和调遣。

土司制，“在于羁縻”，源自羁縻制，广泛推行于元。元朝统一全国后，成为中国历史上陆地疆域最大的王朝。为尽快稳定边疆局势、把边疆地区纳入中央集权治理之下，元朝在西南民族地区普遍施行土司制度。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四川、云南、湖广等行省共设有大小土司行政机构296处。这一时期，土司制为维护和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土司制长久施行，土司（土官）长期集军政大权一身，其弊端逐渐显现。或尾大不掉、不服中央征调，或与周边争抢土地、兵戎相见，有的甚至与外部势力勾结、举兵叛乱，破坏国家统一。

明朝虽尝试改进，但收效甚微。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麓川之役。明正统年间，云南麓川宣慰司发生叛乱，明朝四次征讨，调动军队数十万人，前后持续九年。

后世对麓川之役评价不高，认为明朝在“江南水旱相仍，军民俱困”“瓦剌边患”的严峻形势下，仍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连年征战，“转饷半天下”，导致大军疲惫、国库亏空，但又未能彻底平息叛乱，最终还是以盟约形式结束。

《明史》评价，“一隅之患，动摇天下”。甚至有史学家提出，麓川之役是造成土木堡之变的直接原因。事实上，麓川叛乱已严重威胁到了明朝在整个西南边陲的统治。明朝倘若听之任之，把全部精力放在对付北方瓦剌上，西南边疆是否稳固实难预料。

历史没有如果。虽然麓川之役最终结局让人唏嘘，但四次征讨，沉重打击了麓川反叛势力，树立了中央政府权威，维护了国家的大一统，特别是对后世中国疆域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间来到清朝，康熙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格尔后，终把改土归流摆上日程，着手解决西南土司问题。康熙首选靠近内地的湘西苗人土司地区进行试点，采取驻军、屯兵、修边、筑卡等军事措施，并大力推行儒学，试点取得成功。

到了雍正，时任云南巡抚鄂尔泰就土司制之弊上奏，“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雍正由此痛下决心，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土皇帝们”（土司）因权力被削，纷纷起兵叛乱，但最终皆被平定。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空前强化。

乾隆从祖父、父亲那里接下了改土归流的接力棒，继续强力推行。为此先后发动瞻对之战、大小金川之战，剿灭了西南地区最后的反叛土司势力，实现了对川边的实控。更值得肯定的是，乾隆还将改土归流推进到西域。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乾隆委派官员进行治理，并大量招抚内地流民戍边垦殖，把天山南北彻底纳入了大清版图。“故土新归”，新疆由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