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盛会 文化润疆🥁系列报道之一｜多元一体在新疆·历史篇

编者按：

2024年7月8日至13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比赛在新疆昭苏举行。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行动，是扎实推进文化润疆的生动实践。为此，民族画报社特别策划推出“马上盛会  文化润疆”专栏，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在古代中国，星辰被认为具有指引命运的神秘力量。汉代天文学家将夜空中可见的星划分为星宿，其中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域，被视为吉祥昌盛的预兆。

时间来到1995年，一支中日联合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发现了一件色彩绚丽的织锦护臂。得益于当地干燥少雨的沙漠环境，它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年依然完整。这件护臂因其精美的工艺而闻名，更因其上绣着的8个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8个字最早出现在《史记·天官书》中，是古代星占用辞，这种祝福吉祥的语词在当时比较流行。汉代的人们相信，每当五星会聚于东方，预示着国家的繁荣和安宁。

❖汉代蓝地人首马身纹缂毛布不仅有希腊文化的身影，还有犍陀罗艺术的表现手法。这种公元前后由西方传到西域的缂毛织物所采用的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对中国唐宋时代缂丝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家博物馆 供图）

❖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出土了来自昆仑山的和田玉，这一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原地区与新疆之间在3000多年前就已存在交流与联系。图为玉人。（视觉中国 供图）

汉代，中央政权为管理统一后的西域，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治理的权利。尼雅遗址，其实就是汉晋时期精绝国的旧址。那么这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汉文词语及其织锦，为什么会出现在边疆的荒漠中呢？从墓葬规格及其他佐证（包括墓中出土了一只刻有“王”字的陶罐）判断，墓主人可能是某位精绝国国王，这块织锦很可能是汉王朝赠予精绝国的礼物，象征着至上的荣耀，被世代相传，直至随葬于墓中。

继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代中央政权就与西域诸国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开启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历程。在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凝视这件织锦，仿佛能听到古人们在星光下低语，诉说着对天空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憧憬。

❖高昌故城大佛寺遗址。（高超 摄影）

提起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国，常被误认为是胡人政权的领域，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这复杂得多。在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世家望族不仅“衣冠南渡”，促进了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样也有大量人口“衣冠西迁”，前往遥远的吐鲁番盆地生活。这一大规模的西迁，使得吐鲁番盆地的汉人比例一度超过了80%，他们汇聚于吐鲁番的高昌国交河城。交河城，因位于两条河流交汇之地而得名，不仅是高昌国下设的交河郡，更是中国首次将郡县制管理模式推广到西域的见证。这一时期，交河城迅速繁荣起来，包括因丝绸之路贸易活动而流动的各民族以及早期居民车师人和西迁的汉人等，都聚居于此。城市中宫殿、佛寺、民居和市场林立，其繁华景象穿越岁月的风霜，至今在其遗址中仍可窥见一斑。交河城不仅是各民族杂居融合的地方，更是文化碰撞、交融的熔炉。儒学、道家等哲学思想在此扎根；建筑艺术、音乐舞蹈等多种文化在这里互鉴；剪纸、饺子等中原民俗和食品也在此盛行……使得吐鲁番盆地成为文化交流的热土。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如今，交河故城作为历史的见证，已成为一个吸引全球游客的重要旅游景点。2014年，交河故城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游客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还可以体验到古丝绸之路的独特风情。

❖喀什博物馆馆藏的北朝三耳压花陶罐，是当时的酒器，腹部一周有10个不同形态的人物头像。（民族画报记者 赵利 摄影）

“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回溯历史，西域的驼铃声，伴随着悠悠岁月，见证了无数使者、商贾、僧侣和移民的往来。西域与中原，虽然相隔千山，但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却从未中断——人们带去了中原的伏羲女娲等信仰，带去了《论语》《三国志》等经典，改变了西域的文教礼仪；带回了琵琶、箜篌和柘枝乐舞，还有胡椒、菠菜等异国食材。

❖阿斯塔那古墓群和佛塔中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左）和麻布画（右），画面上宽下窄呈倒梯形，绘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以手搭肩，尾部相交。（国家博物馆 供图）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绢画《弈棋仕女图》，妇女虽然穿着汉装，发式却是西域流行的回鹘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供图）

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为表演柘枝舞的女子伴奏，他一边敲击羯鼓，一边赋诗。节奏明快、矫捷雄健的柘枝舞和胡旋舞、胡腾舞，是流行于唐代的三大西域乐舞，其伴奏乐器羯鼓也源自西域。长安城一时盛行“西域风”。唐代十部乐中，就有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等七部来自西域，其中的龟兹乐享誉中原，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的文化艺术传入中原，深刻影响了中原人的日常生活，极大丰富了唐代的艺术形式。

❖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的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郁的罗马风格，而浴场出土的各类遗物、墙面装饰彩绘等又明显具有中原和本地特征。图为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功能分区示意图。（魏坚 供图）❖唐三彩载乐骆驼俑，骆驼上的中原人手持西域乐器，表现的正是流行于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陕西历史博物馆 供图）

这一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如今，身处北庭故城遗址，人们仿佛能穿越时光，看那重城繁堞，脑中闪回当时共享和平繁荣的盛景。北庭故城，不仅是北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更见证了唐至宋元时期中央对新疆的有效管辖。

❖景龙四年卜天寿抄《论语·郑玄注》局部。从题记“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和跋尾“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来看，抄本写于唐代，作者是年仅12岁的义塾学童卜天寿。（国家博物馆 供图）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空前辉煌。东方的丝绸、茶叶等珍奇远销异域，外来物品也经西域涌入中原。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她们的芳踪曾沿着这条路向西而行；而绛宾王子与弟史公主，他们的故事也随着这条路向东传开。每一次的西往东来，都是对历史的一次深刻书写，每一次的交流融合，都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气象万千。

❖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变体宝相花纹锦云头锦鞋，是目前所见的反映唐代最高织锦工艺的纺织品之一。（国家博物馆 供图）❖唐代彩绘骑马戴帷帽仕女泥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供图）

1980年，在新疆阿图什县，人们发现了大批喀喇汗王朝的钱币。1.8万枚钱币，一共130公斤，数量惊人。有些钱币上，铸有“桃花石可汗”的字样，仿佛诉说着千年前的故事。据考证，这些钱币很可能是大可汗苏来曼·本·玉素甫时期铸造的，它们见证了喀喇汗王朝的辉煌。

❖喀喇汗王朝的桃花石可汗铜币。（民族画报记者 鹰鸽 摄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展出的古籍《长春真人西游记》对“桃花石”有详细记载。（民族画报记者 鹰鸽 摄影）

桃花石，这个词汇美丽而神秘。它最早出现在公元7世纪的东罗马史学家笔下，后来又不断出现在突厥、回鹘文献中。在13世纪初的汉文材料《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我们又看到了“桃花石”的身影。当时，道教全真派丘处机应邀西行，与成吉思汗会面，他的弟子李志常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其中提到了当地人对中原汲水器皿的赞叹：“桃花石诸事皆巧。”

❖喀什博物馆馆藏的一双“穿越千年”的北宋皮靴是国家一级文物。（民族画报记者 卢旭 摄影）

那么，桃花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学界曾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它是“大汉”二字之转音，有人认为它即汉语“大汗”之意。但不管怎样，桃花石无疑指的是中国。在喀喇汗王朝时期，桃花石还隐含着“伟大而古老”的意思，这应是从“东方强大的中国”的名称引申而来的含义。此外，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不仅有“桃花石·布格拉汗”字样，也常见“秦之王”“秦与东方之王”等称谓，生动说明喀喇汗王朝是中国的一部分。

青花瓷始烧于唐代，兴盛于元代。600多年前，一对青花凤首扁壶“走散了”，其中一件辗转千里，来到了新疆。如今，这两件青花凤首扁壶分别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境内阿力麻里古城遗址附近、北京元大都遗址陆续出土，历经沧桑，又终于在北京的一场展览中重逢。

❖出土于北京的青花凤首扁壶。(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影）

出土于新疆的这件扁壶器型独特，既传承了中原天鸡壶外形特点，又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马镫壶的扁体造型特色。两件壶除了壶身凤尾的样式不同外，大小几乎一致，造型、纹饰的位置也一致。据专家分析，出土于新疆的这件青花凤首扁壶有可能是元朝皇家专门在景德镇烧制后，赏赐给察合台家族成员用的瓷器。新疆出土的这一件为“凤”，北京出土的为“鸾”，一鸾一凤，有琴瑟和谐、鸾凤和鸣之意。

❖出土于阿力麻里古城的青花凤首扁壶。(中新社记者 于海洋 摄影）

明代，中原与西域、周边国家间有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这一时期出现了民族语文翻译机构，专司中央政府下达的敕谕、所辖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往复奏折以及朝贡等翻译事务。高昌馆就是明王朝为外事和国内边疆民族事务翻译工作而建立的，并负责接待和引见使者。翻译人员的一些见解，也常常影响着明朝政府的边务政策。高昌馆汇编的汉文回鹘文对照的公文集《高昌馆来文》中，绝大部分文书是反映新疆地方政权向明廷进贡、求赏的奏文，体现了新疆各地在政治上对明王朝的依赖，以及与内地在政治、经济上的密切联系。

❖明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亚的青花瓷颇受王公贵族的喜爱。在伊朗有一个以收藏元代和明初青花瓷而著名的阿德比尔寺。图为该寺收藏的明代青花五彩人物纹碗。（视觉中国 供图）

让我们穿越回明朝的某一天，想象一下，高昌馆的官员们正忙碌着处理日常事务。突然，一匹快马扬起尘土，带来了一封来自中亚某国的文书，希望能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开展贸易往来。馆内的官员们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份文书翻译成汉文，并以最快的速度上报给朝廷。明朝廷的回信也同样经由高昌馆翻译，并伴着官员们精心挑选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礼物，被使者带回国。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确立。

这个故事虽然是现代人对当时高昌馆运行往来的想象，但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繁荣景象，感受到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高昌馆来文》晒蓝本。（中国民族图书馆 供图）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居住着原渥巴锡汗所领的南路旧土尔扈特盟牧民的后代。在当地，6月23日是个特殊的节日——东归节，这背后是一段传奇且伟大的故事。250多年前，不堪忍受沙俄控制和压迫的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渥巴锡的领导下破釜沉舟举族东归，离开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回到被他们称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回家之路遥远且充满艰难险阻：崇山峻岭，浩瀚沙漠，天寒地冻，路遥马亡，但土尔扈特人义无反顾。首领渥巴锡率领着3万多户近17万人万里东归，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渥巴锡承受着多大压力。

❖中国民族博物馆一级美术师翟跃飞创作的国画《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画卷》。（中国民族博物馆 供图）

❖边款刻着“乾隆肆拾年玖月礼部造”的土尔扈特银印。（国家博物馆 供图）❖银印上的蒙古文翻译成汉语意为“忠诚的旧土尔扈特部英勇之王”。（国家博物馆 供图）

岁月轮转，烽火已息。戍卒的书信埋在黄沙下，将士的壮志代代相传。而那些古城、道路、边关，曾见证着古代每一个鲜活的人，如何在这片大漠旷野间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一生。

❖清光绪十九年《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石印本，是清朝新疆的第一部官修省志，内容涵盖了新疆的疆域、山川、河流、兵防、屯政、贡赋、钱法等19门，堪称新疆的百科全书。（中国民族图书馆 供图）

2024年春节期间，哈密市伊州区的“宗棠路”恢复了其承载历史意义的旧名，这一举措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在崭新的路牌下拍照留念。近年来，新疆“左宗棠热”持续不减。回顾历史，当中亚军阀阿古柏背靠英俄侵占新疆之际，是左宗棠挺身而出，坚决主张收复失地。尽管年事已高，他毅然决定抬棺西征，在当地人民的广泛支持下，成功击溃了侵略者，收复了新疆。在左宗棠的辛勤经营与大力建议下，1884年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西域改称“新疆”，寓意着新的开始与希望。“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100多年过去了，新疆各族人民仍然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昭苏县格登山上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此碑由乾隆皇帝亲撰碑文，碑身正面刻汉、满两种文字，背面刻蒙古、藏两种文字，记述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叛乱的经过。（薛建国 摄影）

从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班超平定西域，耿恭坚守疏勒，到林则徐、左宗棠的抗英斗争……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许多事件在新疆发生，许多史诗在新疆完成，贯穿其中的主旋律，就是爱国主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新疆400万各族同胞深明大义，天山南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深入了解新疆的历史与今天，就能深刻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开国大典上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中新社发 蒋启明 摄影）

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在这片热土上，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1949年，新疆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曙光，同年10月1日，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象征着新中国的诞生。这一历史性时刻，仿佛与两千年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美好祝愿完美邂逅，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新疆进入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新疆各族青少年在国旗下快乐成长。（新疆民委 供图）

胡琪  张佳雪（实习生）制作